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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長沙晚報》有篇報道，說現在許多中國農村孩子已不再奢望到城里升學，就連已正在念大學的，也感到茫然。一名大學生說：“讀了大學也難找工作，這書怕是讀了也沒什么用”。

　　在中國農村，一種新的“讀書無用論”正在興起。另一名大學生則說：“我以前是村里小孩們學習的榜樣，如今的榜樣卻是我那個初中畢業就到城里打工的弟弟。”

　　“新讀書無用論”，與文革期間、改革開放初期那時的“讀書無用論”是有區別的。文革與開放初期，“讀書無用”所意味的是“書本知識貶值”，是“知識無用”。但“新讀書無用論”，是指“書本知識”太過昂貴，以至農民無法支付。

　　中國如今處于知識經濟時代，經濟的基礎正是知識，讀書怎可能沒用？農村又怎么會出現“新讀書無用論”？

　　供讀一名大學生，假如按照高校的正常收費，以及學生本身以最節儉模式生活的情況下，四年里最保守估計，也需要七萬到八萬元人民幣。

　　就算是能有此條件的農村家庭，這也將是一次最大宗亦最決定性的投資。換作貧困農村，一個大學生四年花費就相當于貧困縣一個農民35年里的純收入。

　　追求“代價最小化”

　　可以肯定，這樣的教育投資大大超過一個貧困農民的生存底線。假如連生存都無法繼續，那么，“投資教育以謀發展”對他們來說就只能是“天籟之音”。

　　在思維仍屬傳統保守的農民眼里，他們追求的，并不是要得到最多，而是“得到夠用的而付出最少”。農民家庭最大問題，就是要有足夠的生產來維持生活。他們最首要的考慮，是生存，而不是發展。

　　這種“生存理性”，讓他們在兩種決定之間，最終會選擇“代價最小化”而不是“利益最大化”，因為農民沒有冒風險的條件。

　　更何況，即便傾注所有力量把一個孩子供上大學了，這樣的教育投資又換來什么結果呢？中國大學生“畢業就是失業”的現象日益嚴重，就算“搶”到工作的，大部分畢業生也都紛紛放下“身價”，選擇了“先就業、再擇業”的求職方式，并且對要求一降再降。

　　據調查1200家企業的數據顯示：有34%大學生求職時，薪水只要求1000元人民幣。其中更有0.8%大學生，甚至為了搶一份稍微好點的職業，更不惜選擇了“零工資”。

　　相比之下，一些初中畢業就到外面打工的年輕人，不只能夠更直接地解決了生存問題，而且還能在相對情況下“算是較快地富裕起來”。

　　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如果運氣真是不濟的話，很有可能就比不上一個書念不多但較早就到城里打工的初中生。

　　“新民工”教育偏低

　　中國似乎每個時代都會涌出一大批意識形態獨特的年輕人。比如六十年代文革時的“紅衛兵”、八十年代開放初期的“奔富型”。而今天這些農村里不再相信讀書有用出來闖天下的年輕人，近年來也已形成中國社會上一種擁有自身獨特價值觀的“新族群”。

　　他們被稱為“新民工”。這些新民工教育偏低，眼界既被城市撐開，心智上卻不一定擁有適應市場經濟規則的能力，也無法憑其知識去理解唯物世界的利弊。

　　他們雖然有部分人可以憑靠本身才華偶得前程，但其實大多數仍在市場的最底層作掙扎求存，而當求存環境與自然人性出現不能協調的矛盾時，讀書不多、知識水平不高的新民工，會形成許多社會問題。

　　中國農村的貧困，收入貧困只是一個表征，其中還包括人力貧困與知識貧困。讓農民承受過重負擔去供孩子到城里念一門“難以致用”的高等教育，倒不如直接擊中目標，到農村去發展與其環境配合及相關的高等教育，把精英留在農村學以致用，或許那樣才能徹底解決問題。

　　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國今天所面對的最大問題，應該是社會上各方面的均衡性。除了城鄉經濟資源分配之外，其中人民教育素質的分布，也屬于最顯見的分歧之一。

　　城鄉人民知識落差過大，會直接影響整體社會的長期穩定，也影響整個中國的人民在素質水平上的提高。(摘自新加坡聯合早報；作者：吳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