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8日電 近日，就繼續深入反腐敗的課題，《新民周刊》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邵道生。邵道生表示，中國已經比較好地克服了過去習慣使用的“運動式反腐”和“權力性反腐”的局限性，腐敗分子已經進入了一個“開始受審的高峰期”。

　　中國反腐基本告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

　　邵道生：在中共中央領導下的反腐敗斗爭，從總體上說，已經告別了“摸著石頭過河”的反腐敗方式，反腐敗的指導思想有了一個全新的質的飛躍。

　　上世紀的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是腐敗發展的滋生、蔓延期，90年代是腐敗發展、泛濫的高峰期，由于腐敗發展、泛濫的特點，由于腐敗發展的規律、特點沒有得到“充分的暴露”，由于社會轉型時期的反腐敗斗爭，對執政黨來說是一個“全新的課題”，所以，此時的反腐敗斗爭方式只能采用“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只能是“邊摸邊反”，這種方式決定了這一階段的反腐敗斗爭相對而言比較被動，防御性強，因而“腐敗的出生率”大于“腐敗的死亡率”。

　　新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將反腐敗斗爭放到了極其重要的位置，認真總結了多年來反腐敗斗爭的經驗總結，吸取了全黨、全國人民在反腐敗斗爭中的智慧，十六大后的中國反腐敗已經基本告別“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摸索出一套適合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還不完全成熟的市場經濟社會條件下的反腐指導思想，總結出一套比較完整的、比較成熟的反腐敗理論框架，較好地顯示了“動真格”的氣勢，擺脫了原地踏步和低水平重復的狀態。

　　不僅如此，這一指導方針還準確地、完整地勾畫出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反腐敗任務來，比較好地解決了反腐敗的兩大主題：“反什么”和“怎么反”，比較好地克服了過去習慣使用的“運動式反腐”，和“比較多地依靠領導人的批示、指示的帶有一點人治色彩的權力性反腐”的局限性，這對進一步懲治和預防腐敗，對保持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深遠影響。

　　中國20多年反腐已在相當程度上遏制大案要案的高發率

　　邵道生：可以這么說，也應該這樣講，在進入21世紀后，黨內的腐敗現象進入了“減緩、減速、減勢的相持時期”，反腐敗斗爭的形勢向良性方向發展著。

　　歷史的發展機遇，使上世紀90年代中國獲得了空前的大好發展，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然而由于利益的誘惑、權力失控、“家長制”復活和法制的滯后，腐敗孳生有了土壤，腐敗的主要表現開始從“商品流量領域的腐敗”向“資本存量領域的腐敗”，也就是向“權力資本腐敗”的演變；如“國企改制中的腐敗”、“農村的圈地運動中的腐敗”、“城市拆遷運動中的腐敗”、“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敗”、股市中的“黑金操作中的腐敗”和“金融領域腐敗”，鑒于腐敗的面大、量大、范疇廣、危害嚴重，以及腐敗的“層次高”，一下子使腐敗活動進入了高峰期。

　　應該說，十六大以后的反腐敗斗爭，主要還是圍繞著上述腐敗高峰期已經“既成”的腐敗現象而展開的，尤其是中紀委在這一段時間頒布的一系列反腐敗文件中更是突出了這一點，文件內容實在而又集中，布置任務簡單而又明了，反腐敗行動扎實而又穩妥，反腐斗爭更加有序、更加堅定、更加具有方向性；從這一意義上說，上世紀腐敗泛濫的“權力資本腐敗”的勢頭得到了有力的阻抑，腐敗勢力受到沉重的打擊。

　　總體來說，社會腐敗現象開始從“一個較高水平的平臺”向“一個較低水平的平臺”過渡，反腐敗斗爭的形勢向著良性方向發展。

　　腐敗分子已進入一個“開始受審的高峰期”

　　邵道生：在黨中央的集體領導下，整個社會依舊保持著反腐的高壓態勢，加強了反腐敗的力度，開展了全方位的反腐敗斗爭，每年都查處了一批震驚社會的大案、要案，而且將相當一批位高權重的腐敗分子送上了法律審判臺，從這一意義上說，腐敗分子已經進入了一個“開始受審的高峰期”。

　　黨的十六大后，胡錦濤總書記的“不堅決懲治腐敗，黨的執政地位就有喪失的危險，黨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毀滅”、“ 進一步加大懲處力度，依紀依法嚴厲打擊腐敗分子”、“必須繼續嚴肅查處違紀違法案件，特別是要堅決查處大案要案。對腐敗分子，發現一個就要堅決查處一個，絕不能姑息，絕不能手軟”等的聲音，一直是整個社會反腐敗的行動綱領，整個社會的反腐敗保持了相當高的高壓態勢，使腐敗分子產生威懾感、隨時都有可能被查處的恐懼感。

　　根據反腐敗斗爭的需要，我們還不失時機地掀起一個又一個反腐風暴，如“審計風暴” 、“環保風暴”、“反商業賄賂風暴”等等，為加強反腐敗的高壓態勢，中國在加強國際反腐敗合作方面，簽訂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和有關雙邊或多邊司法協助條約協定、雙邊或多邊引渡條約、雙邊或多邊移管被判刑人條約以及其他雙邊或多邊國際公約。過去腐敗分子是“撈了就跑，跑了就了”，如今“即便是跑了也是了不了”。

　　廣大人民對執政者反腐“滿意度”不斷提高

　　邵道生：十六大后，反腐敗斗爭的另一個特征是：在反腐敗斗爭中強調了對群眾利益的切實保護問題，廣大人民對執政者反腐敗的“滿意度”在不斷地提高。

　　十六大后的反腐敗狠抓了兩手：即抓了像湛江、廈門、沈陽等屬“高、精、尖”的“大腐敗”，又抓了發生在群眾身邊的“小腐敗”。“以人為本”，“以廣大老百姓的利益為本”，堅決糾正征用土地中侵害農民利益、城鎮拆遷中侵害居民利益、企業重組改制和破產中損害職工利益，與此同時溫家寶總理的實地視察，還“催生”了一場解決拖欠和克扣農民工工資的熱潮，不僅讓腐敗分子“獲利回吐”、讓他們“傾家蕩產”，而且更重要的是“還利于民”，將老百姓過去受到腐敗分子損害的利益重新還給他們。

　　十六大以來，政府各部門都在認真落實胡錦濤的“群眾利益無小事”指示，中央各個部委都結合反腐敗斗爭紛紛出臺了保護群眾利益的各種文件，構成了這幾年來反腐倡廉中一道特有的“風景線”。公平和公正又逐漸回到了“弱勢群體”的身上。與上世紀90年代相比，我們的社會已經開始向越來越和諧的方向發展。

　　反腐形勢仍然“ 比較嚴峻”任重而道遠

　　邵道生：十六大以來，反腐敗斗爭成本居高不下，阻力相當嚴重，若用官方的語言來表述，當今的反腐敗形勢仍然“ 比較嚴峻”或“嚴峻”，反腐敗仍然是任重而道遠。

　　我們黨和腐敗分子之間的斗爭必然是激烈的，目前進行的這場腐敗與反腐敗間的“決斗”可以說是處于一個“相持期”、“膠著期 ”，應該說，如今社會反腐敗的成果都是在“高成本”下取得的。鑒于利益的巨大誘惑，鑒于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社會仍然不斷產生“新的腐敗孳生點” ，仍然會有一批又一批的新的腐敗分子產生。

　　經過多年的“腐敗的原始積累”，一些地區、部門、領域的腐敗勢力已經形成了“氣候”，已經形成了以腐敗利益為紐帶的、能影響地方“政治生態”的“腐敗利益共同體”，它們已經有“一定的力量”來與反腐敗的健康力量進行斗爭，這也是我為什么說當前反腐敗斗爭處于“相持、膠著階段”的重要原因。(陸幸生)

　　延伸閱讀：關于中國反腐敗的一些數字

　　47306：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數據，2005年共有47306人被監察部門處以政紀處分，十六大以后受審的省部級高官達百余人之多，這是過去所未有的。

　　74億：據權威部門的統計，中國去年有703名企圖攜款潛逃的貪官被緝拿歸案，比上年上升14.5%；追回人民幣超過74億元，比上年上升62.9%。

　　2005年共立案偵查涉嫌貪污、賄賂十萬元以上和挪用公款百萬元以上的國家工作人員8490人；立案偵查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2799人，其中廳局級196人、省部級8人；立案偵查金融、教育、醫療、電力、土地、交通等行業和領域涉嫌犯罪的人員7805人；立案偵查私分、侵吞、挪用國有資產的國企人員9117人；立案偵查貪污、挪用公共財產的農村基層組織人員193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