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1940年“中研院”院長補選風波中，學者堅持“游戲規則”，最終保持了“學術”與“政治”間的平衡

　　“中研院”院長背后的博弈

　　“中央研究院”是民國時期中國科學、文化研究的最高機構，其院長當然應為學者，而不能是與學術無關的純官員；但作為行政領導，又不能是不問世事、不通政治、沒有組織能力、不獲政府信任的“純學者”。能否產生出一位既是學者，又是政治人物的院長，關鍵在于院長的產生程序。所以當時規定，中研院院長的產生應由中央研究院的評議會投票推薦三位候選人，再由國民政府從中遴選任命。評議會為全國最高學術評議機構，都是由學者組成，但只有院長的推選權而無任命權；政府有任命權，但只能在學者們推選出的候選人中作出選擇，而不能為所欲為。這種程序的設計，即著眼于學術與政治的平衡、互相制約，“學術”與“政治”誰都不能完全自己“說了算”。

　　中研院的首任院長蔡元培，確是當之無愧的不二人選，因此毫無爭議當選。但1940年3月初，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補選繼任院長之事便提上日程，由此引起一場風波。透過這場風波，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學術”與“政治”間的博弈。

　　胡適、翁文灝、朱家驊是當時在學界呼聲最高的三人，因為他們既是著名學者，又與政治有相當淵源。三人中又以胡適聲望最高，周炳琳、陳源、陳寅恪、傅斯年等著名學者都公開表態支持胡適，有人甚至表示，自己專程趕到“陪都”重慶只為投胡適一票。

　　不過，學者們馬上意識到問題的復雜性。原來，胡適在抗日戰爭爆發后，于1938年底出任中國駐美大使，因為中國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刻，迫切需要在美較有影響的胡適促使美國改變對中日兩國的中立態度，尋求美國對中國抗戰的援助。此時太平洋戰爭尚未爆發，美國仍未參戰，學者們意識到胡適在美身負民族、國家重任，從這一點來看，又不應讓他回國擔任中研院院長。

　　使問題復雜化的另一個因素是，駐美大使無疑是肥差，以貪瀆出名的孔祥熙一直想將此職納入自己囊中，此時他卻悄悄活動，力主將胡適調回出任中研院院長，由他的親信顏惠慶繼任駐美大使。孔氏一家原本就聲名狼藉，此消息風聲傳出，學者更加反感。這樣，許多學者本來極盼胡適歸來出任院長一職，此時又念及胡適在美重任，更不想讓駐美大使一職為孔氏染指，左右為難，不知如何投這手中一票。

　　就在大家左右為難之際，“總裁”蔣介石投票前突然親自下一條子，明確要大家“舉顧孟余出來”。顧孟余早年入德國柏林大學學習經濟學，1922年回國后曾任北京大學德文系主任、經濟系主任兼教務長，1925年底任廣東中山大學校長，后加入國民黨。在上個世紀20年代后期曾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常委等職。30年代曾任鐵道部長、交通部長、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等要職。他與汪精衛交往很深，是汪精衛反對蔣介石的“改組派”骨干。但1938年底汪精衛投敵叛變，顧孟余力勸無效表示堅決不參加汪精衛組織的偽政府，即由香港回重慶與之分道揚鑣。回到重慶后一直投閑散置，沒有合適位置安排。

　　這次中研院院長出缺，蔣介石想讓他出任院長，一則因其曾任北大經濟系主任、教務長、中山大學校長等職，并非不通學術；而中研院院長又非中樞重要，正好安排以前的“政敵”表現自己的寬宏大量。

　　蔣介石從“政治”的角度考慮院長人選，卻破壞了規則，引起學者強烈反彈，一時群情激憤，認為此舉破壞了學術自由與獨立。

　　在投票前夕的餐聚上，陳寅恪大講學術自由的意義，并說“我們總不能單舉幾個蔣先生的秘書”。席間當即進行了民意測驗性的非正式投票，結果翁文灝得23票，胡適得22票，朱家驊得19票。

　　此事立即為蔣介石所知，他大為不滿地說：“他們既然要適之，就打電報讓他回來吧！”

　　評議會于3月22日正式開幕，第二天進行院長候補人的正式選舉。到會評議員以無記名方式推舉三名院長候補人，結果翁文灝與朱家驊各24票，胡適20票，李四光6票，王世杰4票，顧孟余1票。一些朋友怕胡適當選而離駐美大使之任故意不投他的票，但仍得如此多票足見其威望之高；而顧孟余僅得1票則是學者們用選票對蔣介石干預學術、破壞學術自由的抗議。按照有關規定，評議會將得票最多的前三人具名呈報國民政府。由于此事牽涉各方矛盾，蔣介石在這三人中經過半年之久的躊躇，最終于9月才圈定朱家驊。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