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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與日中友好七團體3月31日抵達北京，并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會面。這次訪問無論是北京還是東京，都引起了密切關注。

　　橋本龍太郎于1998年7月卸下首相職務，2000年7月他承襲前首相小淵惠三的派閥，成為自民黨內最大派閥橋本派的會長。橋本擔任首相時，對中國頗為親善，尤其有重臣野中廣務控制日元借款，更形成政壇的“親中派”，但自從派閥勢力瓦解后，“親中派”力量已大不如前。因此日本方面幾個月來就一直有風聲說，橋本此次到訪中國，希望能從中國領導人那里獲得對于9月以后的“后小泉時代”對日政策的一些新思維。

　　歷史問題：高層博弈仍將延續

　　問題是：按照中日關系目前的內在邏輯，橋本此次訪華能否成為給中日關系帶來驚喜的契機？對此筆者并不樂觀。但與此同時，筆者認為，中日關系與其說近年會出現高層緩和的跡象，還不如說將繼續維持高層冷凍，但卻逐漸進入底層政府框架和民間互動的新模式。

　　這樣說的最重要原因是，中日最高層就歷史問題的博弈仍在僵持之中，而且沒有絲毫緩和的跡象：在中國方面，胡溫等最高領導已明確表態，不解決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中日高層互訪或會晤不可能實現；在日本方面，不但是小泉，而且被公認為9月后最有可能接任首相的安倍晉三也多次表示，他上任后將繼續抱著“個人信仰”參拜靖國神社。

　　兩國高層在圍繞靖國神社問題上的立場底線南轅北轍，大相徑庭，完全看不到互相接近的空間和可能。更何況，在這一敏感問題上背后，雙方都有其強烈信念和強大的民意支持，妥協可能幾乎為零。

　　去年3月14日，溫家寶曾提出三點建議是：一、積極創造條件，促進中日高層的互訪；二、由雙邊外交部門共同著手進行加強中日友好的戰略性研究；三、妥善處理歷史遺留問題。去年的這三點建議中，促進中日高層互訪被列為第一條，而歷史問題則被列為最后一條，輕重緩急不言而喻；而雙方共同展開加強中日友好的戰略性研究，則更可被稱為新思維。

　　今年的同一天，溫家寶的三點建議則改為：一、繼續進行政府之間的戰略對話，以消除影響中日關系的障礙；二、加強民間交往，增進相互了解和信任；三、穩定和發展兩國的經貿關系，擴大互利雙贏合作。從中可以看出，促進高層互訪和妥善處理歷史問題已不在北京考慮之列，相反加強民間交往和發展經貿關系倒是成為未來北京對日關系的支柱。

　　“低層政府框架”和民間互動

　　既然如此，期望9月以后的中日政治關系雨后天晴，不啻是一種過分樂觀的情緒。更大的可能是，中日高層政治關系將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處于冷凍期。

　　但與此同時，中日關系有可能呈現另外兩個趨勢，那就是：一、兩國政府之間的關系將進入“低層框架”，亦即進入較為低級的政府層面；二、中日關系將更多展現其由民間和社會力量主導的一面。

　　就上述第一點而言，兩國政府關系雖然進入“低層框架”，但其實還是有許多機制性的東西有待完善或建立，以保證兩國關系在漫長而艱難的調適期里基本平穩，不致翻船。

　　這些機制包括：一、副外長級的戰略對話機制；二、兩國政府之間的危機處理或管理機制；三、糾紛談判機制；四、兩國軍方的對話和交流機制。這些機制若能在低級政府層面建立或完善，可能是未來幾年里中日關系的一大突進；相反，中日關系可能面臨一個暗淡的未來。

　　就上述第二點而言，中日民間其實蘊藏著促進中日互相了解和接觸的巨大潛力和能力；若有組織有計劃地推動兩國民間的往來，尤其是青年人的互相理解，那未來很可能會形成中日關系由民間主導，然后逐漸推動政治突破的一種比較微妙的模式。

　　(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 作者：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