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教授日前為《人民日報》撰寫了《“為公立學”是我們的旗幟———評“教育產業化”》一文，對正確理解教育的社會屬性、深刻認識“教育產業化”的危害和從根本上消除“教育產業化”的影響，提出了鮮明的觀點。以下為全文：

　　在我國正確地選擇了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進程中，一種泛市場化的思潮也隨之而起，許多人包括一些官員也為之惑為之鼓，他們恨不得將所有領域都變成商品貨幣關系，并且打著的是“改革”或“深化改革”的旗號，因而也就具有很強的迷惑性。教育產業化，亦即教育市場化就是其中一種流布甚廣的理論誤導。

　　所謂教育產業化，就是主張要按或者要像興辦工商業一樣興辦國民教育，要按或者要像辦企業一樣辦學：企業可以多種經濟成分，國民教育也應該搞私有制學校；企業講投資講回報講利潤講分紅，學校也應講投資講回報講利潤講分紅；企業搞股份制，學校也可以搞股份制；國有企業搞改制，公辦學校也可以搞改制。總之，凡是企業可以搞的事情，學校也大體這樣去做。在他們的眼里，教育與經濟、學校和企業并沒有什么本質區別。所以，他們無意或有意地回避教育的固有屬性，制造教育產業化的種種輿論，在教育領域掀起一場“沙塵暴”，迷惑了人們的思想，影響了教育的健康發展。

　　正確理解教育的社會屬性

　　●教育是一種特殊產業、特殊社會產品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實行教育產業化政策

　　教育究竟能不能產業化？這里的關鍵在于對教育的屬性要有科學的認識和正確的理解，而得出這種科學認識和正確理解的關鍵，則在于對教育產品應當進行多角度的立體分析。

　　稱國民教育(以下簡稱教育)為“產業”，是“產業”一詞的泛化使用。稱它為產業，也只能是一種特殊的產業，因為教育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產品。我們知道，經濟學將社會產品分為私人產品、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能夠成為完全的商品并且應當產業化市場化的只是其中的私人產品；而教育作為社會產品，則屬于準公共產品，并不是私人產品。因為教育這種產品不像私人產品那樣在消費中具有獨立性，亦即其用處不可能分割給他人或社會，而是在消費結果上具有很強的外溢性，亦即消費的結果不僅對消費者自己有好處，對他人、對社會也有很大好處，因此，教育乃是一種外部經濟性很強的社會產品。受教育者通過教育可以獲得個人的種種直接受益，但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無疑可以給全社會帶來廣泛的收益，包括經濟生產力的提高、社會文明程度的進步等等。正是教育消費的這種溢出效應，也就是公益性，經濟學把教育定義為“準公共產品”。這早已成為世界性的共識，成為世界所有國家主要由政府舉辦教育事業的最重要的理論根基。

　　從教育所具有的社會功能來看，至少還有兩個方面理所當然地值得我們重視：第一，教育具有教化的功能，是人謀求自身全面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一種手段。第二，教育是保存知識、整理知識、傳授知識、創造知識、發展知識的特殊行業，在傳承文明、發展文明方面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為此，就必須為公立學，保證教育不為任何特定社會集團或社會階層的利益所左右。而教育產業化論者卻把教育僅僅當作一般商品，無視教育的上述特殊性。

　　我們不能把經濟思維、市場觀念用于一切地方、一切領域。而教育的性質和其對人類社會的意義，更是決定了它應保持必要的獨立、清醒和冷靜。事實上，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自己的國民實行教育產業化政策。

　　當然，就學校方方面面的工作而言，有一部分是可以推向市場或更多地運用市場規律的。例如，高校后勤的相當一部分可以而且應當實施市場化或準市場化的改革；學校的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應當通過市場來進行；但這些都不是教育本身產業化。

　　深刻認識“教育產業化”的危害

　　●種種教育亂象部分抵消了改革成果

　　●教育的社會形象和公信力受到損害

　　“教育產業化”對我國的教育發展乃至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的危害不可低估。教育產業化的直接后果主要有：

　　一是明顯減緩了政府對教育投入的增加，嚴重制約了教育的健康發展。1993年我國政府頒布實施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了到上世紀末國家財政性教育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這一工作目標，這個4%并不是一個高的標準，只不過是世界上發展中國家當時的平均水平。1986年我國的這一比重就已達到了3.43%。然而遺憾的是，多年來這一比重卻一直徘徊在世界最低水平線上。就在提出4%的目標之后，這一比重不升反降，1995年降到了最低點的2.41%，此后雖然緩慢回升，1999年達到2.79%，2002年達到3.32%，2003年卻微降為3.28%；對2004年全國國內生產總值調整后，該年的這一比重又回到了1999年2.79%的水平。這一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教育產業化的惡劣影響。

　　二是出現了種種教育亂象，部分抵消了教育改革發展的成果：一些人高舉“教育產業化”的旗幟堂而皇之地將教育變成商品來謀取高額利潤；一些地方官員在教育產業化的旗號下不僅將其權力范圍內的高中、技校這種非義務教育階段的國有教育資源出讓給民營資本，甚至把優質的初中、小學以“改制”的名義賣掉；在財政撥款不到位的情況下，教育產業化也成為一些學校亂收費、高收費的“理論根據”，甚至成為教育領域極少數人“尋租”活動的擋箭牌；教育產業化論者還片面夸大教育拉動消費、刺激經濟增長的所謂經濟功能。以上例舉的教育亂相不僅是對教育功能和性質的扭曲和異化，也坑害了廣大老百姓和學校的教職員工，成為引發社會矛盾的因素。

　　三是導致教育的社會形象和公信力受到損害。在受到教育產業化思潮影響嚴重的一些地方、一些學校，教育價值失衡，教育行為失措，學校功能變異，學術精神淪喪。這是對教育的根本性傷害。

　　教育產業化引發的上述后果，雖然不是當今教育改革發展的主流，但如果任其滋生蔓延下去，必然會嚴重影響黨的教育方針的貫徹和“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戰略的實施，會嚴重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和創新型國家的建設，也會嚴重影響教育為人民服務這一根本宗旨的實現。

　　深化改革，促進教育事業健康發展

　　●解決教育產業化問題須加大政府投入

　　●反對教育產業化不等于不鼓勵民間辦學

　　反對教育產業化，并不是主張教育不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更不是主張因循守舊。恰恰相反，我們在既往改革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仍然要繼續深化改革，大力創新機制、完善體制來求得新的發展。而要這樣做，消除教育領域教育產業化這一理論影響已是當務之急。

　　消除教育產業化的惡劣影響，就要進一步完善政府投入為主、多渠道籌集辦學經費的教育投入體制。正如前述，2004年我國財政性教育支出僅占GDP的2.79%，距離4%這個規定目標尚有很大距離，與我們要建設創新型國家、構建和諧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些宏偉目標極不相稱；而要從根源上解決教育產業化問題，加大政府投入則是根本性措施之一。因此，持續較大幅度地增加對教育的財政性投入勢在必行。我們希望，到2010年，能夠實現中共中央、國務院從全局利益出發提出并重申過的上述4%的目標。這應當看成是否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數量指標之一。

　　為了確保上述目標的實現，在實現投資型財政向公共型財政的轉化過程中，應當同步完成財政性教育投入的制度創新———最重要的是將這種投入的全過程納入法制的軌道。財政性教育投入的預算決算要納入人民代表大會的審議議程，并應采取成立教育撥款評估委員會等配套措施。

　　與此同時，根據教育作為準公共產品所具有的雙重屬性，我國已經實施的非義務教育階段教育成本分擔的政策是正確的，應當繼續堅持并進一步完善。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目前學費收取的額度與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即使在世界范圍內看也已經處在高線上，一般不宜再提高。學校除了按規定收取學費充作辦學經費外，還要善于通過市場運作依法開展積極的創收和籌資活動，以補辦學經費的不足。

　　另一個問題是，反對教育產業化并不等于不鼓勵民間辦學，恰恰相反，應當繼續積極鼓勵、大力扶持民辦教育的健康發展。民辦教育與教育產業化是兩個不相干的范疇，公辦、民辦并舉將是我國教育發展的長期方針。但應當明確的是：第一，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一樣都是社會公益性教育機構，都具有相同的教育功能，都要貫徹黨的教育方針，都要貫徹我國《教育法》規定的“教育不得以營利為目的。”第二，民辦學校就是私立學校，而私立學校并不是“私有制”學校，亦即不是任何私人的產業，而是一種非營利法人機構，它的資產實際上已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公共資產。第三，世界上也有極個別國家例如美國存在著極少數以營利為目的的商業投資性學校，但這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學店”式企業，它也就不能享用教育用地而只能是商業用地，并且必須如同其他企業一樣依法繳納各種稅金。第四，公辦、民辦學校的主要區別在于舉辦經費的來源不同，內部權力架構和治理結構不同，而并不在于是否收取學費。收費并不是民辦學校的特權，政府經費撥款也不是公辦學校的專利；因而，公辦學校可以收取學費，民辦學校也可以得到政府的經費支持。

　　學校的管理體制、運行機制如何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而又能保持教育和學術的圣潔、高貴與尊嚴，仍然是一篇大文章；因而，在深化改革的探索中積極進行理性的制度創新將是繼續擺在我們面前的極具挑戰性的重大任務。要擴大和實現作為事業法人的學校的辦學自主權，要在學校之間和學校內部適當引入和形成有限而有效的競爭機制，要通過市場多渠道籌集辦學經費，要講究投入產出努力提高辦學效益(既包括多出人才、多出成果，也包括教育資源的合理利用和辦學經費的良性運作)，同時又要防止濫用辦學自主權，防止學校間的無序惡意競爭和人才的無序惡性流動，防止科學精神和學術品格的蛻變與異化，防止亂收費、高收費，如此等等，都是這里的題中應有之義。所有這些工作都應當建立在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教育產業化的基礎上。這樣才能真正辦出讓人民滿意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