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規劃、住房建設，塑造的是一種凝固的社會架構。如果這種凝固的架構是以貧富分化為前提，那么就可能把已有的貧富差別固定下來。這對一個社會而言，是莫大的威脅。

　　任志強先生最近說了“可恨的真話”：開發商就應該為富人服務，窮人富人分區天然合理，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一時間網絡、媒體為之沸騰。

　　任先生的話確實有不少“真”的成分。可惜他有兩個問題。第一：他只講了一半真話，另一半藏著。第二，他似乎把現實的都看成是合理的，話里話外，貧富分區成了一種理想，而不是病癥。

　　先說他那一半真話。不錯，只要富人錢來得正當，當然有權在市場上買自己喜歡的住房、住好一點的區。其實，老百姓對這一點并沒有什么異議。以我的孤陋寡聞，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窮人區富人區一直是有的，但成為媒體熱點，如今似乎還是第一次。這說明大家過去對這種現象還是基本接受了的。為什么現在開始辯論這個問題？關鍵不在于富人愿意住自己的區，而是有些富人搶了窮人的地方。任先生沒有提的另一半真話是，許多開發商的財富，是建在拆遷基礎上的。許多富人區，是在把窮人趕走而沒有進行應有補償的情況下建造的。這才是民憤洶洶的一大原因。

　　二十年前，我住的地方有許多民房，老百姓臨街開店，生意火得很。可后來有人覺得破舊的民房礙眼，就蓋了一堵墻，把民房封在里面。墻外側粉刷成紅色，上面還加了琉璃瓦，頗為可觀。但內側連基本的粉刷也沒有，老百姓原來臨街的門窗，對著一面劣質磚頭，一點兒陽光也沒有，可謂“未敢出門已碰頭”。更糟的是，這一堵墻，把一條街的個體戶生意都給封了。后來干脆連墻帶民房一并拆掉。許多人家在那里住了半個世紀以上，說走就得走。

　　你可以說窮人應該希望富人都住上好房，這樣繳稅多，國家用來補貼窮人住房的資金也多。但是，窮人也不是要飯的命，只配等人家施舍。當年地壇一帶的居民，個體戶甚多，許多人仗著他們居住的風水寶地，不少賺錢。等幾年人家也成了富人了。而現在，由于一些不合法的拆遷，把窮人都擠走，把人家致富的機會給砸了，騰出地方給富人蓋房，然后再說窮人惟一的指望是等富人都住上好房、繳了稅后，國家可以給他們一些救濟。這是否有些太傲慢呢？

　　老百姓恨的不是富人，他們恨的是掠奪致富。房地產開發商，很多人欠著這些被趕走的窮人的債。我并非反對市場競爭。相反，我主張在保障競爭者權利的前提下的充分市場競爭。用違法拆遷趕走老百姓，這是合理的市場競爭嗎？

　　再有，貧富分區雖然各國都有，而且永遠無法根除，但發達國家大都把這種分區看成社會問題。任先生忽視了這一點。比如他講到洛杉磯貧富區之判然可分，字里行間，透露出贊賞之意，仿佛這就是天理。他似乎忘記了，十幾年前洛杉磯大騷亂時，美國媒體連篇累牘報道當地的社會問題，其中之一就是這種貧富分區。去年年底法國騷亂，一個重要因素也是因為貧富分區。在社會管理成熟的國家，很少有人天真到認為這樣的問題可以得到根本救治，但也很少有人玩世不恭到認為全社會不值得努力緩解這樣的問題。

　　任先生作為一個開發商應該明白，城市規劃、住房建設，塑造的是一種凝固的社會架構。如果這種凝固的架構是以貧富分化為前提，那么就可能把已有的貧富差別固定下來。這對一個社會而言，是莫大的威脅。所以，房地產開發商必須承擔社會責任。如果他們拒絕承擔，社會就要強迫他們承擔。比如我居住的大波士頓地區，幾乎每個鎮都有義務在新建的住房中建一定比例的經濟適用房。更有專家討論如何建設貧富混居的住房體系，在凝固的架構中創造社會流動的“動感”。

　　我的隔壁鄰居，就是一位靠給人家看孩子度日的窮人，幾乎很難支持自己的生活。但另一個鄰居則是位富人，女兒幾乎一天公立學校都沒有上過，一路私立貴族學校上下來，今年哈佛畢業。有一次聽《紐約時報》一位女黑人專欄作家講，她剛搬進一棟公寓樓，第二天一位白人家庭主婦就來敲門，問她能否給他們家看孩子。這位作家的主旨是說，因為她是黑人，白人天然就認為她是個保姆，想不到她也屬于紐約的上流社會。不過，她無意透露出來，這棟公寓《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住，大概保姆們也有住過的。否則，她也不會一搬進來就被盯上。

　　如果常常把大片老百姓的居住區拆遷，然后建豪華住宅和豪華辦公樓、購物中心，不僅不限制貧富區的分化，而且人為助長這種分化，老百姓當然要憤怒。這才是問題的根本。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如何通過住房建設連接而非分化不同的階層。社會對房地產開發商應該提出更高的要求。比如，所建的20%的住房，必須以低價向低收入家庭出售，而且地點就要在“富人區”內；當不得不拆遷時，必須就地給被拆遷戶蓋新房。如果這樣的規則對所有人一視同仁，照樣有市場競爭。聰明的開發商會想出解決不同階層人需要的辦法。這樣當然提高了開發商的成本，不過這種成本最終會部分轉移到富人頭上，讓他們買房貴一點而已。而如今趕走窮人蓋富人區的作法，實際上是讓窮人補貼富人。這不叫市場經濟。

　　(來源：新京報 作者：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