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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歡迎中國參加到國際事務中來的時候，而不是排斥她。我們得把實實在在的道理告訴給賴斯。”——《澳大利亞人報》

　　3月18日，美國國務卿賴斯將同澳大利亞外長唐納和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在澳大利亞會面，這個首次上升到部長級的三方安全對話將討論全球和地區安全形勢，而有關中國的問題也將成為三方對話的一個重要議題。

　　賴斯在離開華盛頓前就對外界發表講話，試圖給三邊對話定下一個調子，她說，“我認為，我們大家，尤其是我們長期的盟國，有共同的責任和義務來創造條件，使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成為一股積極的力量，而不是消極力量。”

　　美日主導升格三邊機制

　　澳大利亞和日本是美國在這一地區的兩個重要軍事同盟國，是美國在這一地區實施各種戰略過程中舉足輕重的伙伴。三方安全對話在2002年開始啟動，并一直保持在副部長一級。去年決定從2006年起上升到外長一級。

　　不過，作為三國對話的東道國，澳大利亞政府對此機制的升格表現得格外謹慎。截至記者發稿，澳大利亞政府沒有宣布對話的具體地點，也沒有向非參加國媒體公布采訪安排。據當地媒體猜測，對話內容除了談論包括中國在內的本地區形勢外，還會涉及防止大規模殺傷武器擴散、伊拉克、阿富汗和朝鮮核問題等等。

　　表面上，包括美國在內的參與國并不刻意宣揚這個機制，還強調這個機制的“非正式”性質。但實際上，美國想得到的并不止于這個機制本身。關于這樣一個“亞洲版北約”的提法在過去幾年中不斷在美國等國的官員及學者間流傳。3月15日《悉尼先驅晨報》的一篇署名文章的題目赫然寫著“亞太地區需要一個北約來制約中國”。

　　雖然這一對話機制目前還沒有正式演變成一個北約式的聯盟，但目前升格到外長級別，反映了這個機制在新時期三個軍事盟友間所起到的作用。此前美國在實施亞太地區戰略時更傾向于依靠同盟友的雙邊關系，如今，加強多邊對話和協調成為美國在新時期加強在這一地區影響的一個重要舉措。三個國家在反恐、打擊伊拉克、建立導彈防御系統、地區救災等方面重要的協調動作都是在這個機制建立后展開的。

　　唐納與賴斯調子不同

　　賴斯在出訪澳大利亞之前的談話當即產生了作用。人們關注的焦點在于，有關中國崛起的問題幾乎每次都是三方年度對話中的主要話題之一，那么這樣的三方機制究竟對“遏制中國”或者是在“同中國交往”中起什么作用。

　　澳大利亞當地的媒體幾乎一致地把賴斯的講話解釋為：美國想聯合澳大利亞和日本對中國的崛起共同協調立場。《悉尼先驅晨報》以“賴斯和唐納談論如何遏制中國”為題進行報道。《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說，“對美國來說，應對中國的崛起已經成為越來越緊迫的事情，賴斯的講話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然而，不管盟友關系多么緊密，“協調對中國的政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是《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13日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的觀點。

　　人們注意到，在賴斯講話后，唐納在澳大利亞廣播公司電視采訪時，明確贊揚中國對國際和地區事務所做的貢獻。他說，澳大利亞和美國一致認為，中國的增長將對亞太地區產生積極影響。他說：“美國人同意我們的觀點，我們不打算對于中國的崛起采取牽制政策。我們將繼續成功交往的政策。”此間觀察人士指出：不難看出他的調子同賴斯的有所不同。

　　堪培拉謹慎對待“東亞北約”

　　近年來，澳大利亞在有關中國崛起問題上同美國的口徑不盡相同的現象經常出現。中國同澳大利亞近些年經濟貿易關系取得飛速發展。中國目前是澳大利亞第三大貿易伙伴。兩國高層訪問頻繁，政治關系良好。中國的快速發展給澳大利亞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包括總理霍華德在內的澳大利亞領導人多次說，中國的崛起是好事，不用擔心。

　　對于這次的三邊對話，澳大利亞主流輿論也發出了和唐納外長類似的聲音。《澳大利亞人報》3月15日發表了澳大利亞著名戰略學家阿蘭·杜邦的署名文章。他指出，這一三邊對話機制正在朝著最壞的方向發展，越來越象冷戰時期的安全聯盟了。他說，中國不是冷戰時期的蘇聯，搞這樣一個聯盟將增強中國的不安全感。現在是歡迎中國參加到國際事務中來的時候，而不是排斥她。這一機制的演變“業已造成了傷害。”

　　《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的署名文章說，如果在這個對話中煽動懼華情緒，把這個對話演變成一個遏制中國的“東亞北約”，“那將是危險的，而且澳大利亞曾經斷然拒絕過此類做法。”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記者：米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