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3月1日起，中國首部《公證法》頒布實施，結束了中國公證行業20多年“無法可依”的狀況。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首次引入了“公證賠償”制度，明確規定公證機構及其公證員因過錯給當事人、公證事項的利害關系人造成損失的，由公證機構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當事人、公證事項的利害關系人與公證機構因賠償發生爭議的，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這意味著，《公證法》將公證雙方定位為民事法律關系，如果公證員和公證機構因為自己的過失給他人造成損失，將要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公證處失職，司法局賠錢

　　去年6月25日，河南省漯河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一起由于公證處對申請公證的當事人身份審查不嚴、給申請辦證的一方當事人造成財產損失引發的行政賠償糾紛案作出終審判決，確認臨潁縣公證處公證行為違法，判令臨潁縣司法局賠償原告兩萬元。

　　原告胡獻經人介紹，認識了“李振軍”，于1997年11月25日在被告公證處辦理了(1997)臨證經字第200號公證借款協議書，債權人為胡獻，債務人為“李振軍”，借款期限兩個月。逾期后，債務人“李振軍”未履行債務。1998年8月10日，胡獻又申請在被告公證處辦理了(1998)臨證民字第65號強制公證書。同年10月，胡獻申請臨潁縣人民法院強制執行中，發現公證書中的“李振軍”實為李國宇，遂向公安機關報案。經臨潁縣公安機關認定，李國宇伙同張香玲冒充李振軍及其妻子李改靜，李國宇竊取其姐夫李振軍房產證，并偽造其身份證在被告公證處辦理了借款公證書，臨潁縣公安局已對李國宇、張香玲作出處理，涉案款項未被追回。2003年4月29日，原告胡獻向被告提出賠償請求，同年10月16日，縣司法局駁回了原告賠償的申請。

　　法院同時查明，臨潁縣公證處人、財、物歸縣司法局管理，不具有獨立法人資格。

　　法院審理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暫行條例》第18條規定：“公證員必須審查當事人的身份和行使權利、履行義務的能力；審查當事人申請公證的事實和文書以及有關文件是否真實、合法。”據此，被告公證處對借款人的身份審查不嚴，給原告造成了財產權益損害，應承擔賠償責任，但公證處人、財、物隸屬于司法局，沒有獨立承擔責任的能力，司法局應作為該案的賠償主體。

　　一審判決后，縣公證處不服，提出上訴。二審法院作出了維持一審判決的終審裁定。

　　處境尷尬的公證機關

　　諸如此類公證機構出錯、給當事人造成損失的案件，在《公證法》尚未出臺的時候，屢屢見諸報端，許多案件都被當成行政賠償案件進行審理，公證機構的主管機關———各級司法行政機關作為賠償主體。

　　明明是公證機構出現了錯誤，為何讓司法行政機關來承擔責任？

　　中國公證協會秘書長江曉亮對此的見解是，“公證行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定位實在是有點尷尬和模糊，因為公證業從2000年開始處于改革的過渡階段，合作制試點、自負盈虧的獨立事業單位、行政科室3種截然不同的體制并存。”

　　江曉亮所說的改革，是從2000年10月國務院批轉的《關于深化公證工作改革的方案》實施之日起開始的。《方案》規定，“凡符合改為事業體制條件的公證處，應在本地行政機構改革時一律改為事業體制。”“改制后的公證處應成為執行國家公證職能、自主開展業務、獨立承擔責任、按市場規律和自律機制運行的公益性、非營利的事業法人。”而在改革前的近20年里，公證處都是行政編制，為各級司法部門的一個科室。

　　在這場改革進行了4年后，依據司法部《2004年中國公證業發展政策報告》，全國現有的3000多家公證處中，1365家改為事業體制，38家進行了合作制試點，也就是說，改成自負盈虧的事業單位的不到二分之一。

　　江曉亮說，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關鍵的問題是“錢”。

　　據介紹，在中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公證處收入頗豐，它們愿意改成自負盈虧的獨立事業單位——但司法部門不愿放手；與此相反，在中西部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公證處轉成自負盈虧的事業體制后，要自己找飯吃。為了維持這些公證處的運轉，司法行政機關不得不繼續輸血。

　　種種藕斷絲連，讓公證處游離于“官”與“民”之間的灰色地帶。

　　公證處出了錯要擔責

　　《公證法》規定，公證機構、公證員在執業活動中如果出現過錯，假如這種過錯是由于當事人提供虛假材料造成的，并且給他人造成了損失，那么，最終承擔賠償責任的應該是當事人。這意味著，公證處具備了賠償以后向當事人追償的權利，《公證法》同時新增加了對當事人及其他個人或組織偽造公證書、提供虛假證明材料騙取公證書等須追究的法律責任。

　　對公證書的內容有爭議，今后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這也是《公證法》的一項創新。過去，當事人對公證書的內容有意見，只能走行政程序，申請撤銷公證，但撤銷不撤銷公證，決定權還在公證機構手里。現在，當事人既可以走行政復議途徑，也可以直接走訴訟途徑。

　　(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王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