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被尊為“文圣”，其軍事才能被其輝煌的文名所掩蓋，未能引起應有的重視，以至“孔丘知禮而無勇”(《左傳·定公十年》)的偏見至今未泯。其實，孔子本是文武全才，他不僅膂力過人、武藝超群，而且對于軍旅之學也頗為精通。

　　論孔子的軍事才能，當從其父親談起。孔子的父親叔梁紇身材魁梧，驍勇善戰，以軍功升為陬邑大夫。《左傳·襄公十年》記載：晉國組織魯、曹等諸侯聯軍攻偪陽，偪陽守軍開城門而暗置懸門，誘其部分入城放下懸門，企圖圍而殲之。關鍵時刻，叔梁紇挺身舉起沉重的懸門，直到入城聯軍全部撤出，才撒手而退。主帥孟獻子引《詩》稱贊他“有力如虎”。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先秦1尺，約合今0.66尺，若按此折算則孔子身高約2.112米。《呂氏春秋·慎大》也說“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可見孔子雖無意以勇力成名，卻也像其父親一樣身材魁梧、膂力過人。

　　周代已形成相當完備的六藝教育體系。《周禮·保氏》曰：“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凡貴族子弟，都要受此六藝教育。作為陬邑大夫之子，孔子在青少年時代，無論是通過鄉校還是主要靠自學，習得六藝是毫無疑問的。其于禮、樂、書、數造詣之深，已無需多言；其于射、御二藝，也是十分嫻熟的。《禮記·射義》記“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在今山東曲阜孔廟西側)，蓋觀者如堵墻”，可見其射藝之精；至于“御”，可能更優于射。《論語·子罕》記載了一則事例，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與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執御乎？吾執御矣。”孔子聽別人說他博學而缺乏足以成名的強項，便與弟子商議選一藝來展示專長。在射、御之中，孔子經權衡而選定“執御”，可見其駕馭戰車的本領比射箭更強。

　　現代學者多將“執御”與一般趕車相混淆，認為孔子“執御”是選低賤職業，表現出圣人之謙遜。這是一個誤會。春秋仍以車戰為主，駟馬戰車在崎嶇的道路和地形復雜的原野上奔馳、戰斗，御者技藝高低，直接關乎將士生死和戰爭勝負。即使是平日演練，也有“五御”之十分繁難的技術要求，不可混同于一般的趕車。先秦一般趕車稱“仆”，如《論語·子路》“子適衛，冉有仆”；駕馭戰車才稱“御”，如《詩經·車攻》“徒御不驚”；《莊子·達生》有“桓公田于澤，管仲御”之言。從齊桓公田獵而宰相管仲執御，可知御者地位并不低賤。特別是當射、御并舉，御絕不可能混同于仆，只能是指駕馭戰車這項十分專業化的軍事技藝。

　　除膂力過人、武藝超群外，孔子對軍事也頗為精通。在諸侯攻伐不已、戰爭不斷的春秋之季，要實現“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的政治理想，不重視軍旅之學是不行的。《史記·孔子世家》記孔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這72位高徒對于射、御也是精通的；又記“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軍旅，性之乎？學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可見孔子不僅自己精通軍旅之學，也向弟子傳授武藝等軍旅之學。《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與《儒林列傳》記吳起在魯“嘗學于曾子”，至魏又拜子夏為師。孔門再傳弟子中，出現這樣一位與“武圣”孫子齊名的大軍事家，也并非出于偶然。

　　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奉行“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其軍事知識與禮樂文獻知識是融會貫通的。孔子精通軍事，卻并不好戰：“子之所慎：齋，戰，疾。”(《論語·述而》)他對于戰爭持十分審慎的態度，反對魯莽行事、打無準備之仗，更反對欺負小弱的不義戰爭。《論語·衛靈公》記衛靈公問陣，孔子說“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郭老《十批判書》據此說孔子“是文士，關于軍事也沒有學過”，其實是誤解。衛靈公窮兵黷武、內政不修，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衛靈公》)，孔子不愿與其談論軍事，是因為反對不義戰爭。從孔子支持和贊揚冉有指揮抗齊，又堅決反對季氏伐顓臾(《論語·季氏》)，則可進一步看出他對于正義與非正義戰爭的鮮明態度。

　　孔子曾說：“暴虎馮河(徒手搏虎、徒步涉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臨事而懼”強調面對戰事要小心謹慎，“好謀而成”指積極謀劃、爭取勝利。這種不輕易言戰，為正義而戰、戰則必勝的態度，可謂深得戰爭之道。他還說：“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禮記·禮器》)孔子奉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向來反對說大話。

　　他講“我戰則克”，絕非盲目自詡，既有他自身綜合素質的依據，也有“夾谷之會”和“墮三都”等史實為證。據《左傳》和《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定公十年，齊、魯之君在夾谷會盟，孔子主持“相禮”。他要求事先做好軍事準備，當“萊人”持兵器“鼓噪而至”時臨危不懼，一面號令“士兵之”(將士們拿起兵器打擊他們)，一面登壇不失禮節而又義正辭嚴地責其“非禮”，迫使景公揮退“萊人”，挫敗了齊國君臣暗中指使“萊人”劫持魯君的圖謀，捍衛了國家的尊嚴和利益；也使齊人從此改變了“孔丘知禮而無勇”的看法。定公十二年，在“墮三都”過程中，孔子又指揮平定了公山不狃、叔孫輒的叛亂。這些足以證明，孔子“我戰則克”所言非虛。

　　孔子軍事上的深謀遠慮還有一個例子，當齊國“陳成子弒簡公”時，孔子于古稀之年“沐浴請討”。今之論者大都只說他是為了衛護“君君、臣臣”之道。其實細讀《左傳》可知：在孔子自衛返魯前后，齊、魯戰事頻繁，魯國屢被強鄰所欺。陳恒弒君、齊國內亂，是魯國改變受欺負被動局面的難得機遇。孔子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才鄭重其事地再三請討。當被問及“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時，他精辟地分析道：“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左傳·哀公十四年》)陳恒弒君(很快轉為“竊國”纂位)，實乃冒天下之大不韙，遭道義譴責的同時，遭諸侯軍事干涉的可能性也極大。只要魯國堅決伐齊，通過外交努力，獲得諸侯響應當不是難事，勝算很大。可惜魯君目光短淺而坐失良機，而齊國陳恒卻抓緊扭轉危局，渡過危險期，遂使后來魯為齊滅成為無可改變的定局。

　　【來源：光明日報；作者：高培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