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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巴以沖突如此沉重的話題，斯皮爾伯格沒有把它拍得沉悶呆板，相反，他拍成了一部充滿懸念的政治驚險片
文／王強
巴以沖突向來是個敏感話題，西方成名的藝術家一般避而不談，我知道的惟一例外是英國著名小說家約翰·勒卡雷，其小說《敲鼓的小姑娘》正面描寫巴以沖突，被譽為迄今為止最杰出的反恐小說。現在，斯皮爾伯格填補了電影界的這一空白。
作為全球電影界最著名的猶太導演，斯皮爾伯格執導《慕尼黑》，討論復雜敏感的巴以沖突，自然引起世界媒體的關注。電影公映后，媒體反應強烈。有人批評他攻擊巴勒斯坦人，也有人指責他對以色列不友好。當然，大部分影評家對《慕尼黑》贊譽有加，有影評家稱它為一部“充滿勇氣和良知的電影”，認為這是斯皮爾伯格繼《辛德勒的名單》后最深刻的一部影片。
1972年9月，慕尼黑舉行奧運會時，8名巴勒斯坦恐怖組織“黑九月”的成員闖入奧運村，劫持了9名以色列運動員和教練。在隨后的營救活動中，以色列人質全部遇害，造成震驚世界的“慕尼黑慘案”。以色列政府隨即組織特別暗殺小組，逐個追殺清除與此事有關的巴勒斯坦人。斯皮爾伯格的《慕尼黑》一片講述的就是以色列暗殺小組的復仇過程。
電影的主人公阿夫納(艾里克·巴納飾)曾經是以色列總理戈爾達·梅厄的保鏢，現在是暗殺小組的負責人，他帶領另外4位特工在歐洲四處追殺11位巴勒斯坦人。影片通過阿夫納的心理轉變過程，對復仇行為進行了深刻的反省。
斯皮爾伯格在本片中表現出他以往影片中罕見的冷靜。他當然很熱愛以色列，影片中有一幕，阿夫納的母親提醒他為什么要成立以色列：“我們必須立國，只有建立了我們自己的國家，我們在這世界上才有了立足之地。”這大概也是斯皮爾伯格的心聲。但是，這并不妨礙斯皮爾伯格質疑以色列的報復政策。在影片結束時，9位巴勒斯坦人被殺掉，但是，更危險的恐怖分子跟著出現了，恐怖活動愈演愈烈。以色列人的這種報復行為，究竟達到了什么目的呢？
影片有三次重要的談話。第一次是慕尼黑慘案發生后，當時的以色列女總理梅厄夫人與她的顧問們研究復仇問題，梅厄夫人最后總結說，每個文明社會出于需要，必須做一些與其價值觀相違背的事情，以色列必須以牙還牙，進行報復。第二次談話是在阿夫納與一個巴勒斯坦人之間展開的，那位巴勒斯坦人指出，巴勒斯坦人有權回家，并預言以色列最終會失敗。最后一次是影片快結束時，阿夫納與他的頂頭上司之間的對話，阿夫納提出了自己對整個事件的質疑。斯皮爾伯格通過這三次對話，引導觀眾對巴以問題進行深層次的思考。
斯皮爾伯格當然知道，巴以問題不可能通過一部電影來解決，但是他向世人提出了一個新的思考角度，他指出，這種血腥的復仇對沖突雙方都造成了巨大的傷害，這種冤冤相報是沒有出路的，只會毒化雙方的心靈。
作為一位深諳電影藝術的導演，面對如此沉重的話題，斯皮爾伯格沒有把它拍得沉悶呆板，相反，他把《慕尼黑》拍成了一部充滿懸念的政治驚險片。影片對每次暗殺都有詳盡細致的描寫，而且每次都不相同。影片一掃當前好萊塢電影的夸張做作，其暗殺場面相當紀實，我們看到暗殺者和被殺者的痛苦和折磨，引發了我們的恐懼與憐憫。影片中有一場在巴黎的戲：暗殺小組鎖定了一個巴勒斯坦人，在他家的電話上安上了炸彈，只要對方一拿起電話，暗殺小組就可以引爆炸彈。沒有想到的是，那位巴勒斯坦人的小女兒突然闖入，拿起了電話。暗殺小組的成員立刻采取措施，避免誤殺小女孩。這一場戲通過平行剪切的手法，拍得驚心動魄，既寫實又富于象征意義，極具希區柯克的風格。
扮演男主人公的艾里克·巴納，曾經在李安的《綠巨人》中擔綱主演，這次他扮演負責暗殺小組的以色列特工阿夫納，表演得相當出色。阿夫納是一個具有復雜性格的人物，他溫柔敏感，熱愛自己的家人和戰友；同時他做的是殘酷的暗殺工作，艾里克·巴納把人物的這種復雜演繹得層次分明，栩栩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