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二月十二日電 題：中國經濟體制轉軌亟需回歸民眾六大權利

　　——訪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方竹蘭

　　中新社記者 孫自法

　　“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實質是國家與民眾之間權利關系的調整，是國家高度集中的經濟權利向社會民眾的回歸。”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方竹蘭對媒體說，回歸的權利包括創業權、競爭權、組織權、交易權、創新權、財產權等六個方面，應從民眾作為社會經濟主體的活動過程有序展開。

　　她依次分析稱，所謂民眾創業權，是指民眾作為自然人，能根據自己實際知識和能力，自由進入經濟活動領域從事謀利活動的權利。而中國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現階段，民眾創業權失缺現象雖有一定程度改善，但民眾創業權回歸的深層次障礙并未消除：一是可以向所有創業者開放的某些行業仍對非國有制企業封閉，即便開啟大門，門坎還比較高；二是農民創業自由較之城市居民，存在包括戶口等在內的更多制度限制；三是政府行政權對企業經營活動的干預還比較隨意，法律沒有有效保障企業對于行政干預的抵制。

　　民眾競爭權即在資源稀缺條件下，民眾憑借能力獲得經濟資源的權利。目前，中國行政性壟斷導致民眾競爭權失缺表現有三：首先是政府直接介入應該運用市場機制解決的社會資源配置問題，導致資源配置低效率、公共權利部門化和部門權力利益化；其次是在一部分已對非國有制開放的經濟領域，在財力、物力、信貸、機會、信息等資源配置中，國有企業仍占據壟斷地位，非國有企業無法平等競爭；三是在已建立按能力平等競爭的市場正式規則背后，權利、關系、背景等有悖正式規則的非正式競爭規則，往往扭曲正式規則的運行效率。

　　民眾組織權指民眾在創造社會財富的經濟活動過程中，為自身人力資本的最大效率和有效維護自身權益而具有自由結合的權利。中國目前民眾組織權失缺主要表現于體制改革過程中，很多民眾可自己組織解決的問題，國家機構還習慣性用行政指令的辦法解決。比如：農民權利常常受到損害，但保障農民民主權利的自治組織缺少；農民工在城里處境艱難，但農民工工會組織尚未普遍建立；礦難不斷發生，但礦工沒有組織起來對礦主形成制約等。

　　民眾交易權指民眾在經濟活動過程中，具有一個經濟主體應有的談判協商、訂立契約并監控契約執行情況的權利，表明主體之間一種平等對話狀態，其他權利的獲取或喪失還均可通過交易權重新調置。考察中國目前民眾交易權的失缺，有顯性和隱性兩種，并可分為善意型與惡意型，前者是政治主體從善意出發，自以為是為民眾帶來福利效益的決策實際上卻導致相反的結果；惡意型如一些地方政府從部門小集團甚至個人利益出發，為迎合上級領導歡心或從上級搞到資金，不經相關民眾同意，仗著手中有權，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樣子工程、釣魚工程，并以此為名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民眾不能從中獲益，反而深受其害。民眾交易權回歸就是要建立民眾與國家官員之間的平等談判關系，降低交易成本。

　　民眾創新權即民眾對未知世界超前性探索，形成有利于社會財富增長和社會進步的新理論準則、新實踐規范的主體權利。中國目前民眾創新權失缺主要是制度環境尚未給民眾展開充分想象的空間，具體表現為：創新是以千萬普通民眾尤其是年輕人自信力、懷疑力、批判力、想象力為源泉，但中國現行應試教育用繁重的死記硬背越來越扼殺青少年想象力；科技管理中官本位、論資排輩也沒有給予不知名的小人物、年輕人以充分想象的空間，重官意輕民意甚至官意壓制民意；思想上官權重于民權，崇老抑輕；忽視年輕人創意，過分看中名氣、仰仗名人，對默默無聞從事實際創新的年輕人缺乏超前、持久的開發式支持；激勵民眾創意想象的制度環境還不夠寬松等。

　　民眾財產權是民眾通過勞動或其他合法途徑獲得與積累財富的權利，包括個人財產權和公共財產權。中國民眾個人財產權失缺表現有二：一是按勞分配制度原則不能落實，由于出身、背景、地域、行業、工種甚至機會、信息的不公平區別，多勞不能多得甚至多勞少得、不勞而得，導致貧富差別加大；二是非勞動的合法致富途徑由于法律保障或運行機制缺失而受阻，如股票市場的不規范致使許多小股東利益受損、銀行存款中兩成人擁有八成存款等。

　　民眾財產權失缺還集中體現于對公共財產分享和監管權利的失缺上，民眾是納稅人，用自己創造的物質財富養育國家這架機器，但民眾對國家機構使用公共財政資金的來龍去脈、對公共財政資金的使用成本與使用效益沒有知情權、監督權和評價權，即便知道有些公共財政資金使用不恰當，也沒有否決權，等造成巨大損失后又只能等待國家官員本身反省，而沒有有效制度防止出現重大事故，因而造成公共財政浪費驚人。

　　方竹蘭認為，上述六項權利回歸民眾，體現了民眾作為獨立自主主體的人格尊嚴。她提出經濟權利回歸民眾，并不是否定國家經濟權利，恰恰相反，只有科學界定民眾經濟權利，將傳統經濟體制中國家過多占有的民眾應有權利還給民眾，國家與民眾關系才能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協調發展。這位學者表示，經濟權利回歸民眾，既是為中國下一步經濟體制改革尋找共識、解決現實轉軌過程中深層次矛盾、逐步達到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目的，也是為了從經濟體制文明中孕育政治體制文明和文化體制文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