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年，北京的天氣依然寒冷。

　　中日雙邊關系則寒意更濃：被視為日本下一任首相有力競爭者的官房長官安倍晉三7日表示，若將來成為首相也“考慮繼續前往靖國神社參拜”；而在4日，日本現任首相小泉在新年記者招待會上，攻擊因他參拜靖國神社而拒絕與之對話的中韓領導人。

　　其實，自2001年日本小泉內閣上臺后，中日雙邊政治關系就不斷刷新低點。目前，中日“政冷”已成共識。

　　與“政冷”相左，中日雙邊經貿似乎熱度不減：2005年中日貿易預計將超2000億美元，將創下歷史新高。

　　只是，“政冷”與“經熱”并存還會持續多久？會否越過“政冷”加“經冷”的底線？顯然，“經熱”符合中日兩國利益，“經冷”則對雙方都不利。

　　中日雙方正在這個底線上展開一場博弈：日方認為經濟上中國需要日本甚于日本需要中國，因此在政治上屢屢越界傷害中國人民的同時，不太擔心自身經濟利益受損；中方則從改革開放大局和總體戰略出發，致力于把“政冷”對“經熱”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

　　中日政“冷”經也“涼”？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日“政冷”由來已久。

　　日本首相小泉自2001年執政后，在包括歷史問題在內的一系列問題上采取錯誤的態度和做法，如右翼教科書問題、東海油氣田開發問題、釣魚島問題、臺灣問題、“中國軍事威脅論”等，不斷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

　　去年4月，針對日本“入常”和“右翼教科書”等問題，北京、上海、廣州爆發大規模反日游行。去年12月，鑒于日本在歷史問題上的頑固態度，東亞峰會上中國拒絕安排中日領導人會晤。

　　不久前，日本《讀賣新聞》和美國蓋洛普公司聯合進行的輿論調查結果顯示，有73%的日本人認為日中關系“糟糕”，這一比例創歷史新高。

　　兩國雙邊關系中，政治與經濟往往是互動的。中日“政冷”已成現實，下一步如何判斷“政冷”對雙邊經貿關系的影響，就成為解決中日政經關系問題的一個重要基礎。

　　徐長文研究員前不久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中日間政治關系已經處于低潮，這嚴重影響了兩國的經貿發展”。雖未明確使用“經冷”一詞，但他進一步指出，“中日經濟關系已經變涼”。

　　作為商務部研究院亞太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因在官方研究機構任職的特殊身份，徐長文的觀點在國內眾多媒體的報道中引人注目。

　　徐長文認為，近來中日兩國的經貿發展已出現速度明顯放慢的跡象。統計表明，2000至2004年中日貿易年均增長率低于同期中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長率，也趕不上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歐盟、美國、東盟、韓國的增長速度。

　　自2003年起，日本已由中國連續11年(1993至2002)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降至第三位。2005年1至8月，中國對外貿易總額增23.5%，與歐盟、美國、東盟和韓國分別增23.7%、24.9%、25.5%和25.7%。而與日本的貿易增長率卻只有10.3%。

　　徐長文還指出，“中國對日本貿易依存關系趨于弱化”。近年來，在中國對外貿易迅速增長中，中日貿易占中國對外貿易的比重卻持續下滑。由2000年的17.5%降至2004年的14.5%，五年時間下降了三個百分點，05年1至8月又降到13.2%。“這些無不說明，中日的經濟關系已經變涼。”

　　同樣在權威官方研究機構任職的另一位學者——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經濟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張季風，則堅持中日關系“政冷經熱”的判斷。

　　“不可否認，近兩年中日之間的‘政冷’開始影響到經濟關系，并且已經出現局部“經冷”現象，但‘政冷經熱’仍是當前中日關系的基本特征。”張季風說。

　　中日“政冷經熱”將常態化

　　張季風的結論，是研究了中日雙方公布的1990年至2004年間共15年的長期數據，以及中日之間“政冷”凸現的2001年(小泉政府上臺)以來的中期數據后得出的。

　　張季風詳細研究了八組統計數據。其中日方統計的數據四組。

　　按照中方統計，05年1至10月份，中日貿易額增長10.5%。盡管該指標低于同期中國外貿23.7%的增長水平，但比同期日本外貿增長率高出不少。而與貿易額指標相比，更能反映政治影響的投資指標出現大幅增長。05年1至9月份，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合同金額增長率達26.8%，實際使用金額增長10.2%，均高于同期中國合同利用外資金額21.8%的增長率和實際利用外資金額-2.1%的增長率。

　　“這說明，中日雙邊經貿合作中，無論是貿易還是投資領域，起主導作用的還是其內在的市場機制。政治關系的變化只是外因，對傳統貿易和民間直接投資影響不大。”

　　張季風進一步指出，由于中日之間的政治對立剛性化，日本安全條約的剛性化，使得中日之間存在歷史、領土和臺灣三大政治問題，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解決；今后中國經濟將繼續上升，日本經濟也要持續復蘇，由于兩國經濟依賴度已經很高，因共同利益所系，繼續進行經濟合作是惟一的選項。“這就意味著中日之間的‘政冷經熱’變為常態化。”

　　但他同時也表示，這并不等于“政冷”對中日經濟合作沒有產生負面影響。“政冷”對類似高速鐵路合作、區域經濟合作等需要作出政治決斷的大規模合作，影響極大。而且由于“政冷”以及國民之間的不信感、國民感情的惡化，對傳統貨貿以及民間直接投資帶來的間接影響不可低估。

　　事實上，中日雙方的政府貿易管理部門之間、具體的合作企業之間、甚至在具體的合作項目談判過程中，已經實際感受到“政冷”的某些負面影響和壓力。張季風說：“這應當引起雙方足夠的重視。”

　　“但只要中國經貿伙伴中歐美日三足鼎立格局不變，只要中日經濟合作的各項指標都處于正增長，就不能斷定中日‘經冷’。”張季風認為。

　　強化對日“經濟反制” 不人為制造“經冷”

　　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關權教授看來，在對中日經貿關系是“經冷”、“經涼”、“經熱”還是“受到政治關系影響”不同表述的背后，在相同的客觀事實基礎。

　　“這幾種判斷的共同點是，都承認中日‘政冷’或多或少對雙邊經貿產生不利影響，并且這種不利影響還可能進一步加大。”關權說。

　　日本《朝日新聞》去年底曾刊文指出，小泉政府正在進行一種“對華游戲”，即政治上對華強硬，經濟上又不擔心失去自己的利益。該文一針見血地指出，小泉“對華游戲”的前提是，在經濟上中國需要日本更甚于日本需要中國。

　　說到此處，有必要提及2004年在中國引起較大反響的一篇文章。日本的政治經濟評論家長谷川太郎當年5月發表文章稱，中國經濟的未來掌握在美國和日本手中。由于中國在技術、關鍵設備等方面離不開日本，所以一旦美國切斷“中國的對美消費品出口渠道”，“中國就難以維持其經濟增長”，中國的經濟增長就越來越依賴于日本，這也就意味著“日本越來越有能力控制中國”。

　　曾多年在日本留學、工作的關權、張季風指出，長谷川太郎此人在日本屬于極右翼，難入主流之列；此文更是邏輯不通，觀點不值一駁。

　　關權說，這篇文章在日本并無什么反響，但在中國卻影響不小。“其中原因是道出了中日經貿關系中的部分事實，即在一些關鍵技術和設備上，中國和日本差距的確很大。”關權說，“日本在政治上對華強硬而較少顧忌，可能與它‘自信’中國很難在經濟方面‘反制’有關。”

　　關權進一步分析認為，中國需增強對日的“經濟反制”能力。“這首先需要我們分析研究，在不同領域、行業、產品等方面，哪些中國離不開日本？哪些可以從歐美替代？哪些日本離不開中國等等。這就需要我們踏踏實實的做工作。當然，這種‘經濟反制’并不是攻擊性的，必須到萬不得已時才用以遏制日本在政治上的過分舉動，因為這種手段也會使我們自身遭到一定的損失。”

　　當前有一種觀點認為，中日“經冷”日本損失更大。張季風提醒說，此種觀點經不住推敲。“退一步講，即使從絕對量上看雙方損失一樣，但對各自影響差別很大。如同一個壯年漢子和小孩各吃對方一拳，誰會更疼？畢竟中日經濟發展水平和總量差距較大。”

　　以大智慧解開中日政經“結”

　　解開中日政經關系的“結”，更需要大智慧。

　　關權說，中日關系極為復雜，既有政治因素，又有經濟因素；既有兩國歷史上的深厚淵源，又有近現代關系史上的痛苦傷疤；既有兩國矛盾與利益的交織，更有美、歐、中、日多極力量的角逐。

　　“我們既要看到目前中日爭吵的一面，也要看到我們長期積累的優勢。如，中日建交以來民間在經濟、文化等層面積極交往成果顯著，在經濟界、學界等大部分人主張對華友好。我們可以發揮這部分力量的積極性，盡量減少‘政冷’對中日經貿關系的負面影響，進而以‘經熱’促進雙邊政治關系的好轉。”關權說。

　　李光輝認為，要把中日關系放到中國整個國家戰略的背景下考慮。“加強與美國的關系，打破日本聯美抑中的企圖；加強與韓國、東盟的關系，促進與日本的關系。”

　　張季風則認為，對日關系應納入中國長遠發展戰略中。“中日關系要服務于哪個目標？是為了中國實現本世紀中葉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還是為了解氣而圖一時之快？正是在這層意義上，我們不應輕易人為制造中日‘經冷’。不在主權領土問題上讓步、不在臺灣問題上讓步、不破壞中日經濟合作關系，應對成為中日關系發展的三個底線。”

　　“對于中國來說，打開中日政經關系這個‘結’，關鍵還在于解決自己的發展問題，壯大自身實力。舉個例子，現在中國GDP總量是日本的1/3，人均GDP更只有日本的1/40。我相信，等到中國GDP總量和日本差不多時，日本對中國的態度肯定與現在不同；等到中日人均GDP相當時，這個變化會更大。”張季風說。 (記者 王小波)

　　來源：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