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文章對作者來說，首先是個諷刺。作者不反對文化研究，卻從來反對“文化熱”，反對“文化決定論”，尤其反對以文化解釋中國、以文化強盛中國所謂“文化中國說”，可稱“三反分子”。不幸為情面裹挾，每到年底就被拉到這種版面來“交卷”，而且恰好評論的就是這個“文化中國”！聊以自嘲同時又能破題的說法，大概是這樣：編輯居心不良，看中“三反”立場，認為由這樣的人來評論文化，既懲罰了他本人，也敗敗“文化中國”之“虛火”，一箭雙雕，惡作劇也。

　　這樣一來，我這里涉及的“文化”，就不是某些文人包羅萬象的“深刻原因”了，恰是需要其他原因來解釋的次生現象，而且雜亂無章。雖如此，也得依官方管理“文化”分四個大“口”的習慣，“科、教、文、衛”———還有一個“體”，一口一口地理出順序。最后這個“體”，因篇幅不夠，只剩下三言兩語打發，何足道哉？

　　一、“格致翰林”如此，“人文翰林”如彼

　　科學界第一新聞，應該是中國科協主席、中國科學院前院長周光召，在上海一次會議上建議，改革現行的院士制度。其他院士也紛紛對院士制度發難，批判現行制度仿行官本位，腐敗叢生，水準下降，由此發生“院士制存廢”爭議。爭議言猶在耳，出乎眾人意料，人民日報12月23日報道：中國社科院將產生首批學部委員，社會科學也將設“院士”，今后每兩年增選一次！

　　院士制來自歐洲法國。中國第一位駐外大使郭嵩燾，于光緒四年(1879年)6月在巴黎會見法國科學院院長斐索等人，無以名之，遂在日記中稱“格致翰林”，這就是“格致翰林”的由來。可見這一稱呼，是按照科舉制“套級”套過來的，一開始就散發著中國特有的官本位氣息。

　　1946年中央研究院商議組成人員名銜，曾有“會員”、“院員”、“學侶”、“院侶”、“院士”多種選項。查竺可楨日記，當時有歷史學家傅斯年提議，中國文化傳統中，以“士”為雅為尊，不妨稱“院士”，眾人欣然接受。至此，這一外來學銜多少洗褪一點“官本位”遺傳。

　　1981年5月中國科學院召開第四次學部大會，議決學部委員制向蘇聯科學院院士制取齊。胡喬木擔憂此舉強化學部委員制而擱置“院士”制，遂于5月19日給中科院領導方毅、李昌寫信：“希望學部會議千萬不要把院士制度否定了。院士制度是世界通行幾百年的制度，無論如何不能用學部委員代替。兩者性質很不相同。如科學院否決了，社會科學院即不便單獨推行，這實是國家一級的問題，務懇考慮。”這是要在“格致翰林”之旁，仿行“人文翰林”的由來。發信次年，胡喬木當選政治局委員，隔一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擬行院士制。1993年10月，國務院正式行文，在全國建立院士制度。從上述人民日報報道可見，胡喬木當年為社科、人文界預留“人文翰林”的想法，事隔14年，今日終于實現。

　　這14年是科學界“院士制”從無到有的14年，也是從有口皆碑到眾人詬病的14年。科學界相比社科人文界，歷來風氣較好，遴選標準也相對客觀，即使避免不了行政權力干涉，但也有限。即使如此，院士制到了第12年即迅速敗壞，敗壞到了連院士自己都無法忍受的地步，好端端的“院士”，成了“怨士”！在此情況下，將院士制匆匆推及社科人文界，后者遴選標準游移不定，學科配置又散布于行政權力附近，一旦開選，將會出現多少“可驚可異之怪現狀”？社科、人文是“五路大軍”：高校、黨校、軍校、社科院、政府研究部門，泥沙俱下，雞犬之聲相聞，不可謂不壯觀。

　　我這里且不說那些亦官亦文的“雙肩挑”者，只說這個“雞”。“雞”者，“矮腳雞”也，緣自善良人士曰：“此舉將推動中國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大發展，結束后者低人一等的矮腳雞狀態”。誠然，“矮腳雞”們在研究能力與人格尊嚴上并不低人一等，個別接近自然科學特征的學科，并不是不能趕上國際同行。但就整體言，“矮腳雞”之所以“矮”，是遠遠落后于國際同行。現在當然好，既有“格致翰林”又有“人文翰林”，“文化中國”，品種齊全，猗歟盛哉！是更深刻地戕害“中國文化”，還是“推動中國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大發展”？不消再等“12年”，自會大白于天下。

　　二、賀衛方罷招，陳丹青請辭，張副部長一怒震天下

　　2005年度教育新聞，以此三則較為搶眼，前兩則經紙媒報道，引發網絡熱議，后一則先見之網絡，后引至報端，輿論一面倒。

　　賀、陳二氏招針對的是公共課考試以及保薦直升制，直指高教領域兩個核心制度環節，前者助長僵化，誤人子弟；后者助長腐化，害人子弟。清華領導較為乖巧，以沉默應對。北大法學院負責人出來回應，卻是個“淡化”，暗示罷招之舉，是因為賀氏本人學科點“冷門”，招不到研究生所致。

　　該負責人本身是2004年“甘朱事件”當事者，當初自我辯護曾抬出制度原因，贏得很多人包括作者同情。不料今天指責他人，卻化為個人因素，放過制度原因。這就是“文化中國”特色之一：每當有制度問題出現，要么是向上走，上升為形而上泛論，將問題“文化”化；要么是向下走，下墜為形而下個人影射，將問題“庸俗”化。最難堅持的是貼著問題討論，緊盯著制度本身。賀、陳二氏白生氣一場，后來是不了了之，果然再無下文。雖如此，此事也有積極意義。高教大躍進，普降甘霖，降下暴風驟雨般科研經費，先是人搶錢，后是錢搶人，很多人擔心知識分子開始第二次握手，握的是金錢之手；在此形勢下，居然冒出個罷招者賀衛方、辭職者陳丹青，雖是個別人，卻讓人看到了希望：金錢雖普降，淹死很多人，不是所有人。

　　退休前，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5次發怒，勇氣來自“反正我也要退了”。2005年6月2日，張保慶答網友問，說教育部歷來堅決反對教育產業化。這是他發飆前奏。

　　8月29日的新聞通氣會上，張保慶放出從政生涯最后也是最猛烈的一炮，他點名斥責天津、海南等八省政府不落實助學貸款，引起了公眾巨大反響。這可能是1949年以來“條”上的部級干部第一次公開怒斥“塊”上的省級衙門，不僅可為研究教育史的朋友錄為珍貴史料，也可為研究中國改革的政治學朋友注意。

　　此后，張副部長意猶未盡，又即興點評中國教育的亂收費問題：“我調查的結果是，中小學亂收費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亂收費。不是學校在亂收費，都是地方政府逼著學校亂收費。而高校亂收費主要責任在高校本身，是高校的領導在變相亂收費。”

　　9月7日下午，他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就“國家助學貸款實施情況及有關政策解讀”與網友在線交流。張副部長披露：“這項政策是1999年開始試點，2000年開始展開，到現在接近6年了。六年來，國家助學貸款速度是慢的，六年來，我們總共累計貸出了123億，有154萬大學生受益。去年新機制政策調整之后，盡管我不滿意，但是應該說到去年國家助學貸款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因為去年8月到現在，一年多一點，應該說貸出了52億元，有15萬元大學生受益。去年一年貸出了52億元，過去多年累計下來是123億元。”這個“123億元”，很好記，對比中國一年公車消費總額“3000億元”，則更好記。臨行，他以具體數例駁斥阻滯“助學貸款”的借口“大學生還償貸款誠信不夠”，并對自己管轄下的高校開炮：“高校不承擔助學貸款風險是行為不端！”2005年9月秋季開學，他的退休時間到了。現在，中國的許多貧困學生依然在為上大學發愁：“張爺爺退了，我們怎么辦？”

　　教育成為中國的“國難”，已經說了多年，再說下去，當成“國哀”，說者自會覺得無趣。

　　三、儒學乎，儒教乎？

　　我曾將2004年稱之為“文化保守主義年”，不幸一語成讖，“儒學”某一支今年開出“天價”，要把“儒學”發展為“儒教”，再將儒教發展為“國教”。相關事件大致有：

　　———先一年，有王蒙等在人民大會堂發表《甲申文化宣言》，內容平淡無奇，只是地點選得好，引人側視；

　　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國學院院長紀寶成因使用“脊續”一詞，引發該詞是否錯別字爭論；有儒生突破孔夫子“人不知，己不慍”，以后用現代術語夾古漢語開罵批評者：“情商智商低下”，“已經患了精神上的失憶癥(薛涌)或‘分裂癥’(袁偉時)。前者惟西洋馬首是瞻，跪拜投降，成為一黃皮膚白內心的‘香蕉人’；后者不知所言，卻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成為一無種無姓無國家無民族的‘太空人’。薛、袁二氏，沒心沒腦，誤國誤民，乃國之大奸，國人鳴鼓而攻之，斯其可也！”

　　大儒鄭家棟因多次帶婦女出境，涉嫌偷渡，有司羈押。案發后又起爭論，有認為鄭案乃個人觸犯刑法，此事與儒學無關；有認為儒學并不是與倫理行為無涉的其他學科，恰好是倫理學，鄭案對儒學倫理信譽大不利，猶如教會、教士之丑聞；

　　祭孔越演越烈，山東地方政府出面，施施然有古服、古禮；各地起而仿效，祭舜、祭堯、祭炎帝，隨祭者眾，頗有人氣；

　　商界成立“中國國學俱樂部”，北大開辦““乾元國學教室”，俗稱老板班，年收費2.4萬元。有好事者曰：儒學坐上“商務艙”；

　　國情專家康曉光發文，認民主、自由、憲政皆西來污染，當務之急不是民主與法治，也不是政體改革，而是尋得圣賢，仿行“仁政”；

　　緊鑼密鼓處，終于有大儒破壁而出，倡言新稅種：全國收儒學遺產稅，輔以強力措施種種，立儒學為“儒教”，立“儒教”為“國教”！至此，有“教義”、“教班”、“教學點”，還有“案例教學”，新“教主”也呼之欲出，“國教”近在眼前矣！

　　———以上“乙酉國學紀盛”，掛一漏萬，僅供一哂？

　　當然不能以偏概全，儒學中人并非都這樣。“學”不分東西，“儒”不分大小，但學無害。此外，對“五四”以來知識界纏繞文化爭論，將制度問題改換為文化問題，屢興大“熱”，大“熱”不止，頗感不耐，即使為胡適之發起，在下亦嘖有煩言。昔有荊軻刺孔子，今有孔子刺荊軻，假荊軻，偽孔子也，俱為平面往復，當可一視同“仁”。如有秦王立其側，可作第三者笑，這一笑，卻是真實的。我的態度是：“儒學”可敬的，“儒教”可憂的，倘有“國教”者，不管是誰的，都要反對的！

　　文化貴在民間，民間會堂多矣，不必居高而臨下；如有意識形態真空，肉食者自會謀之；倘要憂天下，可行“素食主義”，不沾葷與腥，方為庶人敬。今若身居“國會山”，旁依眾大款，起孔孟于九泉，能不涕零乎？

　　國教者，禍國之教也。放棄國教，或能長治久安，仿行國教，必起無數爭亂。英國革命起因之一，即為雙方爭國教，爭出個內戰連連，血流飄杵。革命結束，立刻制定《寬容法》，禁止議會立法令臣民信仰統一。1787年美國費城憲法，是與1791年第一修正案“捆綁式公投”：國會無權立法干預公民信仰自由。自此，英國有400年太平，美國有200年平靜。揆諸中土，也是如此：四海定于一“統”日，正是孔孟蒙難時。諸公身經“文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乃儒學箴言，斷不敢遺忘乎？

　　但凡文化遺產，有“傳”亦有“統”。有“傳”者無“統”，有“統”者無“傳”，重“傳”者不重“統”，重“統”者不重“傳”，“傳”乎？“統”乎？傳“統”乎？能不慎乎？

　　【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朱學勤；轉載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