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一直在國外”、“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教學上”、“自身研究領域的局限”……無論什么樣的理由都無法改變一個事實——吉林大學45名博士生導師在新一輪選聘中“下崗”，失去了招收2006級博士生的資格。

　　一場歷時半年的博士生導師選聘工作，在靜悄悄中拉開帷幕，卻在震蕩中結束。這場改革已經跨出校園，成為社會共同關注的焦點。

　　科研與教學的辨證統一

　　擺在落聘45名博導面前的是一個共同的理由——近5年的科研項目與科研成果沒有達到學校標準。

　　在吉大，科研與教學的關系從沒像今天這樣被明晰，盡管這是一個早就被證明了的辨證關系。

　　吉林大學研究生院學位辦主任徐學純認為，雖然建設高水平研究型綜合性大學是國內大學為和國際接軌于近幾年才提出的，但博士生導師要有較高的科研水平卻是個不需證明的事實。如果說碩士研究生學習的是研究的方法，那么，博士研究生需要得到的就是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一個沒有研究項目與成果的導師如何為學生提供教學“原料”？

　　而吉林大學著名哲學家孫正聿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不會科研的老師絕對是不會教學的老師。

　　吉林大學一位生物學的碩士研究生則用自身經歷驗證了這個道理。她到別的校區去參加一個課題研究，在與課題組的學生交流過程中明顯感覺到因為導師研究水平的差異而決定了學生之間的差異。“我們需要有科研能力的老師”，這是學生的呼聲。

　　博導是崗位不是級別

　　吉林大學原有博導800多名，此次獲聘的為737人。依照比例，落聘的博導約5%。這在任何一個領域的改革中都應該說是正常的。而此次吉林大學之所以引起強烈的關注，是因為它撼動了博士生導師終身制———以往的博導選聘都是針對新增博導而進行的，對已經擔任博導的不再進行選聘，只是進行確認。這是國內大學多年延用的通則。

　　徐學純老師介紹了國外高校的慣例，那就是一個系只有一兩個教授，其他的均為副教授或者講師。只要有科研項目，講師也可以帶博士生。

　　而在國內高校，博導通常是在教授基礎上遴選出的，因此，在人們的意識里，博導無論在級別還是地位、待遇上都高于教授。此次，吉林大學卻用這場改革，還了博導的本來面目———這僅僅是個崗位，應該接受共同的評判標準。

　　制度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改革是不可逆轉的。”文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張富貴表示，這不僅是人事制度、教學體制的改革，更是價值觀念的轉變。吉林大學不僅實現了在中國高校引入競爭機制，更把人們對終身制改革的渴望變成實踐，得到了大多數教師的認同。

　　但是，與許多老師的想法一樣，張富貴也希望這個評判標準更加完善：“競爭應該是以完善、合理、嚴謹、普遍認同的評估體系為前提的。相對于理工農醫，人文學科的評價尺度本身就是主觀性的，如何完善不同學科的標準應是以后的改革中需要注意的。”

　　制度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徐學純也指出，量化標準更科學、完善是今后需要認真研究的。但是規范這個標準，目的是培養教師的意識，正如任何一部法律法規的出臺，不僅為了規范人們的行為，同樣為了培養人的法律意識，從而成為一種自覺行為。

　　他們為何曾經懈怠

　　能當上博導，應該都是優秀的。又是什么原因使得這45位曾經優秀的博導走向了平均水平之下？很多人都在反思這個問題。

　　在高校，每一名教師都夢想沿著這樣的軌跡前進———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導直至院士。而其中，院士是極少數人才能達到的峰頂，博導也就成了通常的“高校之巔”。

　　而約定俗成的博導終身制曾經被當做是“雷區”不可觸動，沒有了壓力和動力，博導們自然產生了惰性。

　　轉型時期的中國不僅有經濟上的急于求成，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校園。如今的博導，大多缺少老一代甘于寂寞的平和。學術上的急功近利，又帶來了人際交往、社會活動大量增加，很多博導甚至利用自己的身份到處掙錢，而用于科研的時間也就減了又減，如有些人評價的那樣“愛崗不敬業”。

　　也正因為此，在吉大，多數教師、包括落聘的博導大都平靜地接受了這個事實。盡管由于各種原因，記者沒有采訪到落聘的博導，但來自校方和其他教師的信息表明，這些人已經開始在反思，以迎接下一輪的選聘。

　　“9月29日至10月13日我們在校園網上公示了選聘結果。到現在，我們沒收到一起口頭或書面的中斷教學的申請，也沒接到一個足以顛覆結果的申訴，今后我們將繼續進行這項工作。”吉林大學校方表示，這對于其他教師、甚至對于學校的行政、管理人員，其警示意義遠遠大于事件本身。

　　【來源：工人日報；記者：黃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