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25日電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今天出版的《中國青年報》刊文分析了“十一五”規劃。文章稱，十一五規劃建議重點著墨社會公平，中國將從先富向共富轉彎。

　　中央黨校社會學教研室教授吳忠民評價“‘十一五’規劃建議”是中國從“先富”開始向“共富”轉彎，是一個執政黨的“窮人致富”工程規劃。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思斌說，比起以往的五年計劃，這次“十一五”規劃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這是一個好的訊號，意味著改革和發展的指導思想將從“先富”轉向更為實際的“共富”。”

　　王思斌認為，與歷次五年計劃相比，“十一五”規劃將縮小城鄉、貧富差距等問題提高到更高的戰略高度。從“積極促進社會和諧”、“合理調節收入分配”等字眼都可看出，中央下決心和大力氣解決目前出現的一些社會問題，讓更多人享受改革成果。顯然，以前一直倡導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理念，也將讓位于“效率與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中國政府越來越意識到，機會均等和社會公平對于維持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社會和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新的五年規劃就是從政策取向上，扭轉以往的社會失衡，使弱勢群體受到保護，并有機會享受更多的社會福利。

　　事實上，從全國人大常委會提高個稅起征點，到近來官方在醫療、教育及社會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積極動作，種種跡象表明，中央將重點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更趨公平的利益均衡機制。從這次“十一五”規劃中更是可以看出，在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思路中占據了20多年的一個重要命題——“先富論”，將在“十一五”規劃中轉變為“共同富裕”的主調，以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扭轉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

　　而在經濟學家眼中，這一轉變表示國家更加注重經濟增長質量和收益分享。“經濟增長的收益有多少為普通老百姓分享，應該是考察經濟發展質量的核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曉晶博士說，“十一五”規劃提出的全面貫徹落實科學展觀、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和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都說明國家已經注意到經濟增長質量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

　　張曉晶說，我們都說改革開放后，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但是老百姓究竟分享了多少改革開放的成果呢？在農村，因為交不起學費、醫療費而喪失教育、就診機會的現象非常普遍。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到推進和諧社會建設，從發展農村公共事業到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都說明“十一五”規劃考慮到了經濟增長收益分享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

　　張曉晶認為，以經濟增長分享考察經濟發展質量，是將來的方向。從這一點來看，‘十一五’規劃的進步意義舉足輕重。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個時代的努力

　　有評論指出，鄧小平所提出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有著“等貴賤、均貧富”傳統的中國，在普遍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態的中國人中，是劃時代的振聾發聵之聲。在富民政策的指引下，發生了一幕幕艱苦創業、勤勞致富的生動故事。

　　專家普遍認為，中國選擇改革開放的富民強國之路是完全正確的，如今中國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舉世矚目。目前，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已突破1000美元，預計2020年將達到3000美元。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離共同富裕還有多遠

　　隨著改革進一步發展，“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一些副作用也開始顯現出來，并嚴重地影響到了中國的社會穩定。反映國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數已超出國際公認的警戒線0.4。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根據其第三次全國住戶抽樣調查的數據得出結論，1995年至2002年期間，中國個人財產分布的基尼系數從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達近40%。2003年，中國人民大學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進行的調查結果表明，大陸的基尼系數是0.53或0.54左右。

　　城鄉間的差距發展到了令人無法不正視的地步。中國農村人口1998年時占總人口的69.6%，是城鎮人口的兩倍以上，但最終消費卻僅占全部居民消費的47.9%，如此低的消費率的背后是5∶1甚至是6∶1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王思斌分析說，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除了農業本身的弱質性以外，與農村經濟發展在政策上長期遭受歧視不無關系。所以農民實際上承擔了大量改革成本，在經濟發展以后，應該將從利益傾斜轉向利益兼顧，讓廣大農民分享到改革與發展的成果。

　　北京大學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則提出：“中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窮人太窮。”不管是富人太富，還是窮人太窮，但是這個事實卻實實在在地擺在了中國共產黨和全體中國人民面前。

　　兩極分化是改革的必要代價？

　　兩極分化是改革開放的必要代價嗎？一個公認的規律是，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從1000美元向3000美元邁進時，往往是產業結構劇烈變化、社會格局重新調整、利益矛盾不斷加劇、收入分化加速的時期。特別是對于發展中國家究竟應當如何處理發展與平等的關系的問題，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直有爭論，爭論的焦點就在于：庫茲涅茨的“倒U型曲線”假說。即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這兩者間的關系，以一個倒U型的形式發展。也就是說，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收入不平等起初也是增長的，這種不平等程度在收入達到中等水平時達到最高點，然后便開始下降。

　　發展不應只是經濟發展，還應包括社會發展素。王思斌說，經濟的增長不等于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不等于社會進步，增長不是發展的目的，而是發展的手段。“過分強調經濟發展，會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日益嚴重。如果不及時加以遏制的話，后果將不堪設想。”

　　過去，用簡單的人均GDP指標來衡量發展狀況，實際上掩蓋了居民貧富差距懸殊、地區發展不平衡、社會分配不公平現象。王思斌說，中央已經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并及時對經濟發展方向作出調整。

　　實現社會公平不僅是為了窮人

　　吳忠民分析稱，實現社會公平不僅是為了窮人。吳忠民說，從經濟發展可持續、健康的動力角度來看，社會公正狀況直接影響著經濟的主要拉動力。就一般情況而言，經濟的拉動力包括出口拉動力、投資拉動力和內需拉動力，其中，內需拉動力的作用要遠遠高于前兩者。現在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內需不足，由于農村人口過于貧困，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沒有購買力，市場活力就不夠。現在，外貿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高達70%，這是一種過度依賴，美國、日本、印度和德國等國的這個比重不到20%。為了不再過于倚重外貿來推動經濟增長，政府意識到必須轉向以內需為動力的發展模式，而擴大內需的根本就是縮小貧富差距，增加農民收入。

　　吳忠民說，從國家財力的角度來看，中國已經具備了建立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實力，現在應當做的和必須做的，就是順應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把社會公正放到一個突出的位置。

　　怎么實現“共同富裕”

　　吳忠民提出，可以考慮用5年的時間完成建立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在5年之內，打好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基礎，并形成一個合理有效的制度。5年后，再進一步加大力度，擴大戰果，使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再上一個臺階。

　　吳忠民說，初級社會公平保障體系的基本內容應當包括：“三險”開始覆蓋全部的工人包括農民工；開始對工人尤其是農民工進行常規的職業培訓；適當增加失業保險支出；擴大低保范圍并適當提高低保標準；啟動農村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建設；國家出資并免除所有農村小學生、初中生的教材費，適當減免部分農村小學生、初中生的學雜費；增大對城鄉撫恤事業的投入。初步估計，每年國家大約需要支出2700億元左右的資金。“這個數字沒有超出國家的財政能力。”

　　而經濟學家則認為，現階段經濟發展仍然占據重要地位。“必須清醒地看到，中國還不是一個發達的國家，經濟發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礎。”張曉晶認為，現在是改革開放的攻堅階段，但如果不注重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要想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會公平上就不太現實。“因此，現階段，我們依然要重視產業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效率問題依然不能忽視。” 張曉晶建議，雖然目前沒有能完全替代GDP的指標，在評定國家經濟發展質量時，應該附加諸如資源環境、社會人文等方面的指標綜合考量。

　　張曉晶說，社會財富在人群之間的分配以及法律、政策、制度出臺時民眾的參與都能體現社會公平。他表示，過分強調二次分配是不可取的。“政府通過二次分配增加教育、醫療、文化等方面的財政投入，為低收入者提供免費醫療和教育、給農民免農業稅。”張曉晶說，“這么做，可以緩解因地區差距、收入差距而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但是，要想根本上讓窮人致富，更重要的是為他們提供進一步發展機會。”“十一五”規劃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等都是要將“起跑線”拉近，“盡管這些問題在五年內不能完全解決，但堅持深化改革、推進開放無疑會讓理想離現實越來越近。”張曉晶說。 (萬興亞 王俊秀 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