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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辯掉的罪責

　　可以說，在林彪、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受審的十名主犯中，沒有哪一個有姚文元如此的“辯護本領”，也沒有哪一個敢在法庭上，公開將自己的罪責說成只是“工作責任”。對于這一點，林彪那伙耍槍桿子的不必說，就連在姚文元之前耍慣了筆桿子的陳伯達，此刻也望塵莫及。

　　在法庭上公訴人指出：“……姚文元同張春橋、王洪文誣陷、迫害陳丕顯、曹荻秋等，是為了鞏固他們在上海篡奪的權力，把上海變成他們反革命活動的基地，決不是什么工作責任，而是他們蓄意犯罪。”

　　公訴人發言后，審判員問辯護律師對被告人還有什么要發問的。

　　姚文元的辯護人名叫韓學章，是一位深通法律的女律師。

　　韓學章問姚文元：“你誣陷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同志是叛徒，你跟張春橋是怎么商量的？是怎么定下來的？”

　　由此不難看出，姚文元的辯護人也是很擅于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辯護的。如果姚文元回答清楚這個問題，同時事實又證明張春橋的確是參與和指導了這個事件，那么姚文元身上的罪責就要輕得多。

　　姚文元是一個“聰明人”，他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對辯護人提出的問題答道：“關于曹荻秋的問題，我沒有跟張春橋專門講過……在叛徒問題上沒有進行過什么指使人策劃或者專門要他們定為叛徒……我畫過圈，我沒有蓄意要一定迫害他，但是定為叛徒是錯誤的，我這一點要負責任。”

　　姚文元并不滿足于與張春橋來“一分為二”，他在大帽子下將自己的責任推得一干二凈。因為他只是畫了個“圈”，并“沒有蓄意一定要迫害他”。

　　擅于玩弄文字游戲的姚文元在這里用了幾個很特別的程度副詞。在談到與張春橋共同密謀迫害曹荻秋時，他用了“我沒有跟張春橋專門講過”，這里的“專門”二字很值得研究。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就是他沒有否認自己參與迫害曹荻秋這個事實，曾講過這個問題，但不是專門講的，就不存在蓄意迫害，一般的工作上講一講，你如何定罪？

　　另一點就是他說自己“沒有蓄意一定要迫害他”，這里的“一定”也用得很有分寸。因為迫害已是事實，但也只是“畫過圈”，屬于一般的工作問題，并不是自己“一定”要這么做，罪行自然不同了。

　　還有在最后，他也只承認“這一點要負責任”。原上海市委在張春橋的控制下，馬天水等人把持原上海市委常委通過的誣陷曹獲秋同志的所謂“審查報告”……上報中央之前，先直送北京給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人，經他們“審查”圈閱，并根據他們所定調子修改后，才能正式上報黨中央。

　　由此不難看出，姚文元無論如何狡猾地為自己辯護，他在迫害陳丕顯、曹荻秋，參與篡奪上海市委大權的反革命行動的罪行是無論如何都賴不掉的。

　　在獄中家事突發

　　姚文元被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

　　在入獄后，他不像江青一樣大吵大鬧，也不像張春橋一言不發，他總是裝出一副老實改造的樣子，每天讀報、看書、寫檢查、談自己的認識，要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劃清界線。

　　除此之外，為了表現積極，他還根據報上得到的消息，不斷向監獄方面提出各種有關國家大事的建議，并要他們向中央政治局轉達。這其中最可笑的是，當他看到報上登的全國人民生活富足了，家家豐衣足食，很多人家過年時都是大米白面猛吃時，就向監獄方面提出，這樣可不行啊，這樣搞幾年就會沒有糧食吃了，得有個計劃，發個票進行限制。請你們趕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局同志們轉告一下，提醒他們，我們還是要艱苦奮斗，對糧食要有計劃，不能這樣敞開肚皮來吃啊！

　　他的這個建議受到了獄警的訓斥：“現在中國不是你們當權那個時候了，老百姓日子好過多了，你還是好好改造你自己吧！”聽了這話，姚文元恍如隔世，不太相信。

　　在服刑的時間里，姚文元還遇到了煩心的事，那就是家里的財產糾紛。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病逝，留下了一筆遺產，1986年，姚文元母親周文修為繼承姚蓬子的遺產扯起了風波，家里為此鬧得不可開交，最后還是要姚文元這個親兒子表態。

　　事情終于通知了正在服刑的姚文元，一邊是自己的母親，一邊是自己的妻子，他感到有些不好辦。姚文元本來想在獄中安靜地度過刑期，可是家庭的這件事對他形成一種干擾。此時的姚文元需要的是自由，對于財物之事早已看穿，于是他寫信給妻子，動員她在這個事情上對母親讓步。

　　由于姚文元表現了靈活的態度。這件鬧到了監獄的家事，最后終于平息。

　　刑滿釋放

　　1996年1月，姚文元刑滿出獄。他站在那間他蹲了十多年的牢房里，看了看四周，對著屋子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然后慢慢地脫下身上的囚衣，換上了家里人早已送來的一套新中山裝。

　　獄警打開了那扇沉重的大鐵門。姚文元對獄警說：“這么多年，真麻煩你們了。”獄警嚴肅地說：“不要客氣，回去后好好想一想，以后可不能做那些壞事了。”姚文元點點頭連說：“說得對，說得對！”他提著自己在監獄里的東西，跟著獄警到了監獄的辦公室，辦理完了一切出獄手續，看著外面燦爛的陽光，高興地向大門外走去。此時，家里的人早已在大門外面接他來了。

　　姚文元在親人們的陪同下，提著東西來到北京火車站，購買回上海的火車票。這位昔日出門時都是前呼后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時在排隊的人群中，將頭上帽子壓得低低的，生怕有人認出自己。當火車在上海火車站停靠，姚文元下車看到自己的妻子金英時，眼淚都快流出來了，不覺長嘆一聲：“唉，這真是十年一夢啊！”

　　(文／佚名 摘自《采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