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美國歷史上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是，與其他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不同，種族主義既推動、又限制了美國的領土擴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很久，美國精英中的種族主義還一直占據著美國外交政策決策者的頭腦

　　雖然當代美國人可能認為，白人種族主義是為美國衰落的工業城市和南部農村中的中下層階級和工人階級、婦女所持有的，但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邁克爾·亨特有力地證明了，種族主義最初是作為精英的意識形態出現于美國的，而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很久，它一直占據著美國外交政策決策者的頭腦。

　　美國精英中的種族主義有兩個來源，一方面，宗教教義在基督徒和未受到教化的人群之間劃了一道界限；另一方面，啟蒙運動的進步思想使美國精英易于在“進步”民族和“落后”民族之間作區分，并鼓勵對解釋這些差別的研究。

　　美國歷史上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是，與其他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不同，種族主義既推動、又限制了美國的領土擴張。美國人不愿意把混血人口增添到原先血統“純凈”的人口中去，一些人也不愿意把“不自由的”血液加到美國“自由的”血液中去。在1898年的美西戰爭之前，在國會之外，美國人反兼并的情緒就十分明顯。

　　在美國人的眼中，墨西哥人是印第安人、西班牙人和黑人的混血。而美國人常常自認為是一個特殊的民族，他們受到上帝的青睞，被賦予其他民族所沒有的特性。他們常常懷疑那些不幸的、受專制主義或殖民地歷史限制的民族是“劣等”種族，這些民族沒有能力獲得自由。美國最終奪取了墨西哥的大約一半領土，但在這一半領土上墨西哥人口稀少 僅有幾千墨西哥人居住在那里。一份民主黨的報紙對此欣喜地表示：這個國家獲取了“我們可能獲得的所有具有價值的領土，而同時沒有獲得人口。”

　　此外，美國的擴張建立在一個信念之上，即：共和主義是最高級的政府形式，但也是要求非常高的政府形式。如果這個國家包含了大量特性迥異的人口，共和制會難以維持。這一看法限制了在地理上把共和“帝國”擴大到北美大陸之外的雄心勃勃的夢想。

　　由于美國外交的決策者相信種族等級，他們便可以用種族等級來為其外交政策中的雙重標準進行辯護。當美國人在北美大陸擴張其“共和帝國”時，他們并沒有同當地的土著人訂立他們同歐洲白人所訂立的同樣的條約。而且，從美利堅共和國立國開始，直到美國成為一個全球大國，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一直否認“落后”民族可以仿照美國的經驗來建立民主共和國。

　　這就是為什么美國對大多數革命和民族獨立運動區別對待：由白人建立的得克薩斯和加利福尼亞共和國(以及以后在南非建立的布爾共和國)被期望追隨美國的榜樣；拉丁美洲人這樣的“劣質的、混合的”民族等級可以得到美國的承認，但是只能被當作成長緩慢的兒童來對待，要不斷受到美國的保護；土著美洲人只能得到更低一等級的對待，對他們使用武力的道德約束也更少；而黑人共和國則被列為最低的等級，由黑人建立的共和國，如在拉丁美洲出現的第一個黑人共和國海地、非洲的利比里亞，都遲遲得不到美國的承認，盡管后者據說曾真誠地仿效美國的制度。

　　美國在20世紀初對待菲律賓獨立和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的態度，也是與其決策者中這種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分不開的。

　　威爾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倡導民族自決無疑是歷史的進步，但是他所關心的民族只是那些處于瓦解中的三大帝國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民族，亞洲、非洲、大洋州和加勒比地區并不在他的視野之中。

　　威爾遜曾認為，美國在準予菲律賓獨立之前應當作為菲律賓人的指導教師，正如英帝國統治者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前曾在代議制政府方面指導北美殖民者一樣。在一次大戰期間和巴黎和會上，威爾遜對承認新的國家，尤其是歐洲之外的國家猶豫不決，他并沒有做出努力削弱英國在愛爾蘭、埃及和印度的統治，也沒有嘗試削弱法國在印度尼西亞的統治。

　　美國的種族主義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仍然非常明顯，例如，當聯合國在戰后建立教科文組織時，美國政府堅持，由于它是一個文化組織，其第一任領導必須是盎格魯-薩克遜人，或至少是一名法國人。然而到今天，隨著民權運動以來美國政治中“政治正確”概念出現和社會中多元文化主義概念的流行，種族主義即使還在美國外交政策中作祟，也是不能明言的了。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周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