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卡特里娜”颶風直觀而無情地暴露了美國貧困的嚴重性及其后果，連一貫強硬的布什總統也不得不低頭，表示要直面對該地區的貧困問題。但美國的貧困問題的“災區”，遠不止路易斯安娜州及密西西比州。根據美國人口統計署最新調查,貧困人口率繼續著2001年以來的攀升趨勢，由2003年的12.5%上升到2004年的12.7%,貧困人口一年之間凈增了110萬。

　　“為了減少貧困人口，美國政府應該提高最低工資水平，擴大醫療保險的覆蓋率，增加對兒童福利的支出。政府在扶貧工作中應該有所作為。但不幸的是，扶貧工作現在并不是政府工作的重點。”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特摩斯·斯密丁教授(Timothy M. Smeeding) 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采訪時警告說，“如果這種情形持續下去，貧困問題會成為一個更大的問題。”

　　貧困率上升，貧富差距增大

　　美國人口統計署2005年8月30號公布的《2004年美國人收入，貧困，健康保險》報告顯示，貧困率在中西部的上升最為顯著。在2004年，貧困率在中西部上升了0.9個百分點。中西部州，尤其是俄亥俄州和伊利諾斯州失業率也高于全美國平均水平。2004年美國的貧困線是兩口之家的年收入在12334 美元以下。

　　“美國的經濟總體在回升，但并不是各行各業都如此。有一些行業，如制造業，還在苦苦掙扎。中西部之所以貧困率上升，是因為中西部制造業面臨的局勢最嚴重，工人收入增長停滯狀況也最嚴重。”美國密歇根大學福特公共政策學院院長瑞貝卡·布蘭克教授 (Rebecca M. Blank)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

　　在貧困人口率持續攀升的同時，美國的貧富差距繼續增大。根據美國人口統計署的這份報告，2003年收入站在頂端20%的美國人，所拿到的錢占全民總收入的49.8%,在2004年，其所得所占的比率增加到50.1%.

　　于9月23日發布的福布斯美國富人排行榜也表明，全美最富的四百名美國人的資產達到11，300億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1,250億美元。

　　“自2002年起，美國貧富差距又逐漸加大，原因頗多。”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經濟學家加里·貝特里斯(Gary Burtless)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采訪時詳細解釋說，“首先是過去幾年經濟復蘇過程中(自2000年股市暴跌后)，美國公司的利潤非常可觀；其次是工人在工資標準設定過程中的影響力——也就是討價還價的能力——大幅下降。即便工資不很高，福利不是很好，雇主也不愁找不到員工。之所以如此，一是工會組織勢力越來越小，二是聯邦政府非常不情愿提高工人的最低工資。與平均工資相比，現在的法定最低工資可能處在三、四十年以來的最低點。

　　貝特里斯認為，美國貧富差距加大原因的另一個原因是，高收入的人工資比低收入的人漲得更快更多。工作技能不高的美國人，其工作往往面臨國外低工資工人的激烈競爭。美國與墨西哥的自由貿易協定，美國與中國及印度貿易的完全開放，對從事技術含量不高的職位的職工沖擊很大，這些行業包括服裝，制鞋，紡織，玩具，電子組裝，及鋼鐵業。原先在這些行業工作但沒有什么技能的美國工人只好轉到國外工人競爭較小的行業，如建筑，娛樂，餐飲及飯店業，進而削弱了后面這些行業工人在工資問題上與老板討價還價的能力。

　　“法定最低工資的購買力日益減弱對他們更是雪上加霜。大多數經濟學家，包括我在內，都認為技術的進步、公司管理的改變會懲罰低技術工人，獎勵受教育程度高、技術精湛及經驗豐富的人，抬高他們的報酬，”貝特里斯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表示道。

　　對這些辛苦工作但報酬不高的工人，布蘭克教授認為政府應當采取措施，使他們脫離貧困。“在美國，我們鼓勵人盡可能就業，即便是收入不高的工作，而不是不工作，接受政府救濟。這反映了美國人勤奮的傳統。我們相信，即使在技能低的崗位工作，隨著經驗的豐富，工資也會有一定的提高。勤奮工作的人，應該能得到足夠的報酬，不受貧困的威脅，”她說。

　　扶貧需要政治意愿

　　“對低收入家庭來說，象最低工資，兒童補貼，保健補貼這樣的政策非常重要。在20世紀90年代，我們擴大了執行這些政策的力度(作為福利改革的一部分工作)。現在，我們應保持這些政策，并強化兒童補貼和保健補貼。”布蘭克教授說。

　　美國密歇根大學貧困研究聯合中心的另一名教授謝爾登·丹澤革(Sheldon Danziger)不僅支持布蘭克教授和斯密丁教授的觀點，同時希望政府能更積極地介入扶貧工作。

　　“經濟的發展是削減貧困的前提，但經濟發展自身并不一定能福及窮人。我們現在的人均收入是70年代初的兩倍，但數以百萬計的工人掙的工資尚不足以養家糊口。”丹澤革教授告訴《華盛頓觀察》周刊，“如果美國 政府有政治意愿削減貧困，并制定和實施相應的政策，美國可以在一代人之內消滅貧困。”

　　丹澤革教授說，在60年代林登·約翰遜總統執政期間，美國曾經雷厲風行地制定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法律和措施, 如醫療保險 (Medicare)、醫療援助 (Medicaid)、食品券 (Food Stamp)和低收入能源補貼 (Low Income 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 ，并在社會安全福利 政策上作了大幅度的改革，等于是向貧困宣戰。這些措施成效很大，在1973年，美國的貧困人口和貧困率一度降到了有史以來的最低水平。

　　“70年代以來貧困率的上升不說明那些扶貧措施失敗，而是因為經濟的發展繁榮不能使所有的人受益，再加上政治家及公眾再也不相信政府有魄力采取大的扶貧政策。”丹澤革教授說。

　　“有扶貧政策和沒有扶貧政策就是不一樣。”雪城大學斯密丁教授對此表示贊同。

　　他對照了美國和歐洲工業國家的情況。2000年，在美國和12個歐洲工業國家中，美國的非老齡人口(65歲以下)的政府社會支出(social expenditure)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的比例最低，相應的，美國的非老齡人口貧困率最高。而在英國，自布萊爾首相于1999年向貧困宣戰以來，英國的貧困率連續大幅度地下降了。

　　(粟德金，《華盛頓觀察》周刊第35期，2005/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