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大陸行是一個不多見的奇觀。

　　鬧哄哄的一場場的大“秀”和抹不去的一片片的文化情，噪雜的媒體的轟動效應和已相隔五十多年后回家的真感慨，不斷涌出的大言及玩笑和不時流露的真性情和真尷尬，這一切混雜成一種奇觀。在“超女”的浪潮開始下落的時候，李敖給了我們新的刺激和新的樂趣。這些鬧哄哄的場面和總是在媒體頭條的出現報道都讓我們不得不冷靜下來，我們不得不穿越這些表面的轟動，看看這些眼花繚亂之后的東西。在這一切熱鬧和轟動之間，我們可以觀察這樣一個“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充滿樂趣和狡黠的李敖的多個側面。

　　知道分子

　　毫無疑問，李敖本人是調動媒體的超級大腕，他總是善于用語言讓媒體感覺有無窮無盡的“料”，他和媒體之間如魚得水，相得益彰，互相依賴。他總有聳動的材料用生動的語言爆響起來，而媒體也正是需要這些聳動的語言。媒體樂于表現一個放言無忌、隨心所欲的李敖，而李敖本人也用這樣的形象給自己一個媒體的空間。一般人能夠看到的自然只有媒體里的他，而李敖被大眾知曉的主要的空間正是依靠無所不在的媒體。這個媒體的李敖有有趣的兩面性：一面有文人的作風，時時標榜自己讀書破萬卷，比起一般的沒有多少時間讀“閑書”的普通都市的中等收入者高明和淵博，所以他“開講”總是拿些書或資料，也時時自稱有其他人不能了解的秘密在他的手中。

　　盡管這些東西對于專業的學者，可能沒有什么獨得之秘，但李敖其實并沒有想和他們爭一日之短長，只要我們這些普通觀眾聽得津津有味就可以了。《北京法源寺》的諾貝爾獎提名或是時時提及的大師們對于他的褒獎肯定，都難免一些人“炒作”的譏評，但不妨礙李敖的聲望。

　　“文人”是李敖在媒體中出現的角色定位，今天人們討論的“知道分子”，李敖其實就是一個絕妙的典型。

　　媒體偶像

　　另一面，李敖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媒體的“偶像”，或者說是一個標準的明星。

　　他的言論都是有趣味的奇談，他的想法都是異常單純和鮮明的，其實也沒有超過公眾一般的見識的范圍太遠，他的不同流俗其實是正好和常識唱反調或者換一個說法講常識，都容易讓人理解，也沒有背離我們所受的現代的教育。他也時時掌握了迎合和嘲諷的適度的表現。他知道，迎合公眾不一定是完全討好他們，也包括嘲諷他們。所以他一面給讀者他的正義和慷慨的表現，讓眾人感到他的大德無虧。另一面卻時時調侃公眾，時時顯示自己的桀驁不馴，于是常常示人以小缺點、小毛病。如對于“性”的直白的表述時時用調侃的方式展現出來。這使得李敖一面是淵博不可企及，才華不可企及，英雄氣概不可企及。另一面卻并不高高在上，并不是古今完人，有常人甚至超出常人的無傷大雅的弱點或毛病。這樣的形象對于今天的“后現代’的媒體社會來說當然是最好的追捧的對象。于是，我們可以看到的李敖確實是一個文人中的明星，或者說明星中的文人。

　　在這個消費的時代，李敖的可消費性實在太豐富了。他的知識和見解可以資談助，他的風趣和弱點可以讓我們別有會心，哈哈一笑，他的不同凡響的行為可以讓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所以，李敖與媒體的互動的確是最為成功的范例，也是這個市場化的社會的新的“文人”的形象。他的“文人”形象是后現代的，見識和思想卻仍然是現代的。

　　傳統文人

　　但其實李敖如果僅僅有這些迷人之處，他也僅僅如此而已了。我覺得他的吸引人的地方還在于他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文人，一個具有強烈的中國情懷的文人。他作為經典的文人的作風和品位仍然是有力量的，也是超越了媒體的戲劇化的表現的。

　　從傳統的角度看，他是一個有俠氣的“狂士”，有“仰天大笑出門去”的氣魄，有敢愛敢恨的率真。同時他又有一股綿綿的柔情，有一種“無情未必真豪杰”的真性情。正是因為中國的文化是他的精神的歸依，所以他總是從“中國”的角度來觀察世界。他雖然住在臺灣，他的關懷卻在整個中國。他的心的境界其實是寬廣的。這種關切中國，關切我們的文明的命運的情懷也是中國文人的特質。李敖經常激烈地反傳統，但他的氣質其實非常傳統，他的行為方式在中國傳統的文人中都找得到自己的原型。這種對于中國的感情其實不僅僅是對于故鄉的綿綿思念，也不僅僅是一種文化的感傷的追懷，其實李敖從來也沒有被人為的障礙分隔，他的心和人生的思考從來都是從一個中國的角度開始的。

　　我看《北京法源寺》的序言時對于最后幾句總是難忘，他說到譚嗣同著《仁學》時的胸懷，并以此自況：譚嗣同的《仁學》“寫成之后，他感于臺灣新喪日本之手，乃不用真名，而以”臺灣人所著書“顏其封面，借哀濁世；如今，我獨處臺灣，寫《北京法源寺》，”臺灣人所著書“之讖，百年孤寂，又復重演。契闊四十載。今印此書以歸故國，滄海浮生，難忘我是大陸人而已。”今天的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其實正是這情懷的表現。我想，中國今天的變化和發展已經告別了過去的悲情，李敖看到的東西可能比他告訴我們的更多。(來源：新京報 作者：張頤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