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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議會選舉結果出人意料：選前民意一致看好的聯盟黨(基民盟-基社盟)得票率僅35.2%，即便加上競選盟友自由黨的票數也不到半數，無法組成兩黨政府。而在選前民意曾創執政黨低紀錄(22%)的社民黨得票反而明顯高于預期，形成兩大傳統黨派勢均力敵、組閣面臨僵局的情況。關系到民眾切身利益的議會選舉竟會出現“雙敗”局面，似乎有悖常理，但反思德國政局近年來的走向便可發現這種反常有其合乎邏輯之處，政治的僵局恰恰反映出民眾面對變革的彷徨心態。

　　首先，兩大黨得票接近表明雙方的政策立場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處。比如雙方都強調要削減財政赤字，減少失業人數，都以提高競爭力、振興經濟為綱領，社會福利之類顯然都退到了次要地位。大家的立場都必須往中間靠，使選民有難以選擇之感。

　　其次，相似不等于無區別，而中左與中右之間不可否認的區別使部分選民在最后關頭采取了“兩害取其輕”的態度，即對左派政府改革政策心懷不滿者被迫投了社民黨的票，因為聯盟黨為了顯示與社民黨的區別，在競選中選擇了更右的路線，嚇退了部分抱怨者，這就是社民黨盡管不得人心而得票率仍大大超過預期的重要原因。

　　施羅德之所以決定提前一年舉行大選，是因為左派政府的改革政策不得人心，以致于近幾次地方選舉社民黨屢戰屢敗；他想趁聯盟黨陣腳未穩、女人掌權的時機，打一場令對手措手不及的選戰。否則夜長夢多，社民黨很可能會因為內訌鬧到四分五裂的地步。由此可見，選戰的核心是改革問題。但選擇提前選舉有點象下賭注，似乎鼓吹改革者對改革前景并無信心。

　　記得1998年施羅德競選上臺時曾表示：“本屆政府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失業。如果我們不能解決失業問題，我們就不能贏得下屆選舉，我們也不配再當選。”問題是，競選諾言和愿望是一回事，實際行動又是另一回事。幾年時間轉瞬即逝，失業痼疾非但未解決，反而變本加厲，待業人口超過了500萬大關。2002年的選舉，施羅德再次當選并非因為他解決了失業，而是因為他堅決反對伊拉克戰爭，以及選前他親臨水災第一線的親民形象，這使他比對手略勝一籌(聯盟黨候選人斯托伊貝并未因此中斷假期)，從而獲得了一次“緩期”。

　　施羅德并非不想改革，但他沒料到會有那么大的阻力。首次執政時，他也曾嘗試改革，以解決失業和國家債務問題。結果招致黨內的強烈反彈，有人指責他這個靠社會救濟金長大的“窮孩子”是左派的叛徒；社民黨另一巨頭拉豐丹甚至因此另立新黨。連任之后，施羅德知道改革勢在必行，但仍未能迅速采取措施，這里有黨內的阻力，也有在野黨從中作梗的因素，更有民意的強烈反對。說到底，是德國人既不滿意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現狀，又不接受傷筋動骨的徹底改革。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總理政治運作的回旋余地就可想而知是多么有限了。

　　將失業痼疾完全歸罪于施羅德不太公平，但他確實有“貽誤戰機”的責任。凡涉及社會體制的改革，一定會觸及一部分人的利益，如果前怕狼后怕虎，那么就免談改革。從這個意義上說，施羅德2003年推出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確實有點孤注一擲的味道，因為它得不到工會和社民黨基層的支持。但這個決定畢竟來得晚了一些，因為象社保之類改革要見成效大體上需要幾年的時間，開始階段只能是得罪人的事。提前選舉雖能攻對方于不備，但己方改革未見成效，頗有以己之短攻彼之短的意思，這恐怕是兩大黨“雙敗”的一個原因。

　　目前，角逐議會的六個主要黨派中，只有拉豐丹領導的左派黨是堅決反對現行改革方向的，其余五黨都堅決排除與左派黨結盟的可能，以示改革之愿。對德國政治前景來說，這多少給人保留了一點改革的希望，也大體上符合德國人目前的心態：改革勢在必行，但不能不顧及社會中下層的利益。

　　民眾的彷徨與政治家的觀望加深了德國的危機。對于歐洲其它面臨類似困境的國家，德國的大選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來源：《歐洲時報》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