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民政部聯(lián)手解密自然災害死亡人數(shù)，只是法學家夏勇入主國家保密局后走出的第一步

　　當發(fā)言人沈永社微笑著出現(xiàn)在一眾記者面前時，他的身份已是新聞。

　　這是一位來自于國家保密局的官員。9月12日上午，國家民政部和保密局聯(lián)合在北京召開新聞發(fā)布會，后者是第一次以新聞發(fā)布者的角色面對公眾。

　　敏感部門發(fā)布的消息同樣令人矚目———從8月起，因自然災害導致的死亡人員總數(shù)及相關資料，不再作為國家秘密事項。

　　新聞發(fā)布會四天后，民政部網(wǎng)站公布：截至2005年9月14日16時統(tǒng)計，今年以來全國各類自然災害共造成1626人死亡，失蹤426人，緊急轉移安置1316.1萬人；倒塌房屋145.2萬間；因災直接經濟損失1571.4億元。

　　“類似的合作當然不只是民政部，今后我們還會陸續(xù)推出一些新的舉措。”國家保密局新聞處官員近日對記者表示。

　　早在今年年初，國務院新聞辦官員曾透露，《保密法》、《保密法實施辦法》的修改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制定都在醞釀之中。

　　“保守國家秘密與推進信息公開是相輔相成的。”國家保密局副局長沈永社強調。

　　刪了六個字

　　這場涉及兩個國務院部局的新聞發(fā)布會，其內容落實在文件上，不過是刪除了六個字。

　　這份文件由民政部辦公廳擬定，民政部、國家保密局于今年8月8日共同發(fā)布，全稱《關于因自然災害導致的死亡人員總數(shù)及相關資料解密的通知》(民發(fā)[2005]116號，以下簡稱“116號文件”)。

　　116號文件對5年前的71號文件進行了外科手術式的修訂。

　　71號文件“秘密級”中的第4條目規(guī)定，“全國及省、自治區(qū)、直轄市因自然災害導致的逃荒、要飯、死亡人員總數(shù)及相關資料”。116號文件刪除了該條目中的“死亡人員總數(shù)”。

　　71號文件2000年2月29日由民政部、國家保密局共同印發(fā)，全稱為《民政工作中國家秘密及其密級具體范圍的規(guī)定》(民發(fā)[2000]71號)，將民政系統(tǒng)的國家保密事項分為“絕密級”、“機密級”和“秘密級”。

　　“如果再把自然災害導致的死亡人數(shù)作為國家機密，我們在應對救災工作時會相當被動，而且也不符合國際慣例。”民政部救濟救災司一位官員介紹。

　　“解密一事從今年6月份就開始運作了。”民政部一位熟知此事的官員回憶，該部保密辦率先向民政部辦公廳提交申請，在廣泛征求救濟救災司與計財司(負責年鑒編寫)意見后，直呈賈志邦副部長手中。隨后，民政部正式發(fā)函給國家保密局。

　　“收到民政部的函件后，我們相當重視。”國家保密局一位人士說。

　　據(jù)其介紹，國家保密局一方面復函民政部，并派專員與其定期溝通；另一方面主動請示中共中央辦公廳，以獲得更高層面的支持。

　　“根據(jù)救災工作的需要，近年來發(fā)生的重大自然災害的死亡人數(shù)已逐步公開。”民政部救濟救災司副司長鄒銘表示，此次兩部門發(fā)文實際是將這一做法制度化、規(guī)范化。

　　不過，116號文件并沒有對自然災害、人為災害進行界定。

　　“如果遇上決堤造成洪災和礦場發(fā)生坍塌，可能存在‘天災’與‘人禍’雙重因素，這無疑存在信息公開的制度彈性。”社科院法學所一位專家告訴記者。

　　新中國保密史

　　“116號文件選在8月8日發(fā)布，有著特殊的含義。”

　　國家保密局一位官員介紹，8月8日正是河南駐馬店垮壩事件30周年，此次解密實際源于對災難史以及救災工作所持的新態(tài)度。

　　根據(jù)已公開的資料，受臺風影響，從1975年8月8日至9月5日，河南駐馬店地區(qū)的板橋水庫等多座大壩崩垮，東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圍內一片汪洋。

　　至今，此次災難的人員死亡數(shù)據(jù)并未公開發(fā)布。今年5月，美國discovery頻道制作的“世界上的十大技術性災難”專題片，則將此次垮壩事件列于首位，其次才是印度博帕爾化工廠泄毒事件和前蘇聯(lián)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事件，這個專題片的觀點是，其死亡人數(shù)與河北唐山大地震相仿。

　　9月16日，國家保密局新聞處處長趙永山表示，116號文件的出臺，確與自然災難頻發(fā)有關。在接受電話采訪時，這位保密局官員列舉了今年上半年發(fā)生的一系列自然災害。

　　由國家保密局形成的一份調研材料稱，我國政務信息公開與保密歷史可分兩個時期，第一時期為新中國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結束。

　　1951年6月8日原國家政務院發(fā)布的《保守國家機密暫行條例》，框定國家機密共17個方面，但實際工作中范圍甚廣，“凡未公開的信息都被視為國家秘密，公開交流的信息比較少”。

　　這一時期，另有兩起后果嚴重的自然性災難———唐山大地震和云南通海大地震。

　　1976年7月29日，唐山大地震次日，《人民日報》刊發(fā)新華社稿，報道重點放在人與災難做斗爭上，僅提到“震中地區(qū)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失”。云南通海大地震發(fā)生于1970年1月5日，詳情至今鮮為人知。

　　調研材料所列的第二時期，指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至今。其間，1988年完成制訂、次年正式實施的《保密法》，將國家秘密的范圍縮小至國家事務中的重大決策、國防、外交外事、軍事、公安和國家安全等七個方面。

　　而通海、唐山兩次大地震的死亡人數(shù)，也是在這一時期得以公開。1979年11月17日召開的中國地震學會成立大會上，披露唐山大地震死亡24萬多人；通海大地震直到其30周年祭集會，才解密死亡人數(shù)為15621人，此時，已是2000年1月5日。

　　“第三時期”

　　“這次兩部委聯(lián)手，主要由國家保密局主導。”9月15日，民政部保密辦主任王焱冰告訴記者。

　　國家保密局新聞處處長趙永山則表示，主動召開新聞發(fā)布會，對國家保密局而言還是第一次。

　　國家保密局沒有官方網(wǎng)站，114也無法查詢其辦公電話。

　　雖然位列國務院部委管理的10個國家局之一，但國家保密局與中共中央的直屬機構———中央保密委員會，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依此方式，全國省、市兩級黨委及政府均交叉設立了國家保密局和保密委員會。

　　據(jù)介紹，國家保密局的主要職責包括三大塊：一是負責保密方面法律法規(guī)的起草、修訂和報審，監(jiān)督《保密法》及其相應法規(guī)的貫徹實施；二是負責對全國保密工作的大檢查及解密工作；三是負責制訂保密技術的發(fā)展規(guī)劃并組織實施。

　　9月12日，國家保密局副局長沈永社在發(fā)布會上表示，在與媒體和公眾溝通方面，保密局起步較晚，但也要開始做，以后會逐漸規(guī)范化。

　　一位在國家保密局工作10余年的官員介紹，根據(jù)目前的新形勢，保密工作顯然已在開拓“第三時期”。在他看來，國家保密局表現(xiàn)出的這種主動性，隨著夏勇履新而愈發(fā)明顯。

　　今年6月7日，著名法律問題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夏勇接任國家保密局局長一職。6月底，針對部分省市的涉外保密工作調研已經展開。

　　法學家夏勇入主國家保密局

　　國家保密局一位官員對夏勇的評價是，“很強勢、水平很高”，“由他主政國家保密局，是一個利好消息。”

　　“類似這樣的由法學家擔任部委領導，全國也就兩三個吧。”國家保密局新聞處處長趙永山對記者說。

　　夏勇，字同人，1961年生，籍貫湖北荊州。

　　個人履歷顯示，夏勇1978年10月入西南政法學院(現(xiàn)西南政法大學)學習法律，1982年7月留校執(zhí)教，歷任助教、講師。

　　其在社科院法學所的一位同行介紹，夏勇在母校取得碩士學位后，于1989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學院攻讀法理學博士，畢業(yè)后歷任社科院法學所副研究員、研究員，2002年3月任所長。

　　供職社科院法學所期間，夏勇曾赴哈佛大學法學院做訪問學者。1995年，他被中國法學會授予首屆“中國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學家”稱號。

　　治學20余年中，夏勇以人權和法治理論研究享譽學界。其成名作《人權概念起源———權利的歷史哲學》，曾四次重印。新近兩年，他連續(xù)推出主題為《政治法律》、《民權哲學》、《依法治國》和《憲政建設》的數(shù)部著作。

　　在2004年9月出版的《中國民權哲學》中，夏勇提出“新民本說”理論，要旨是：民惟邦本，權惟民本，德惟權本。認為“民本和民權必須在法治和憲政體制下有正確的定位，法治的核心價值是人的尊嚴和自由”。由此，他在學界被稱為“人權專家”。

　　社科院法學所一位專家評價，“新民本說”創(chuàng)新主要有兩點：一是以民權的程序法則來成全民本，借助權利概念來完成民之本體的建構；二是提出“德性權利”的概念，為學者深入中國民權思想傳統(tǒng)提供了路徑。

　　2000年9月22日，年僅39歲的夏勇成為中南海法制講座的主講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50多位部長面前，他的講座題為“西部開發(fā)與加快中西部發(fā)展的法治保障”。

　　2004年5月夏勇以博導身份公布的一份簡歷顯示，他兼任的職銜還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詢員、全國青聯(lián)常委、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律史研究會會長，等等。

　　作為香港基本法專家，夏勇曾多次赴港參加基本法座談或發(fā)表有關文章，被香港媒體稱為“四大護法”之一。

　　與夏勇共事多年的一法學專家介紹，夏勇從政前出版的《依法治國》，表現(xiàn)出其從政理念的成熟。

　　該書明確把民主定義成人民民主，也就是說中國政權必須體現(xiàn)民意。“按照這種思路走下去，一系列容易獲得民眾歡迎的措施會陸續(xù)推出。”這位法學專家評價。

　　國家保密局一位官員介紹，116號文件自保密局收函至出臺僅月余，“他給一向低調的國家保密局帶來了新風氣”。

　　中央一號文件也是秘密？

　　8月25日，夏勇在北京部分黨政機關和軍工企業(yè)相繼亮相。據(jù)北京電視臺報道，由夏勇率領的全國保密工作檢查組，對北京上述機構進行了為期兩天的檢查。

　　可查詢的消息顯示，這是夏勇自履新以來首次亮相新聞媒體。國家保密局一位官員介紹，此項檢查在于進一步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形勢下保密工作的決定》和《保密法》，計劃于近期在全國范圍內全面鋪開。

　　“國家秘密就像是地雷陣，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時候會踩上去。”湖南省政府辦公廳一位官員說。

　　他舉例說，一位朋友想復印2004年中共中央印發(fā)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即“一號文件”)。他找到省委翻印的文件時，發(fā)現(xiàn)首頁上端赫然印著“秘密”兩個黑體字。

　　“這意味著復印中央一號文件內容也是泄密行為。”他說。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潔認為，現(xiàn)行保密制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定密機構太龐雜。目前各級行政機關都有定密權，從自己的立場確定應該保密的范圍，導致定密過于普遍。

　　“不該保密的文件被定了密，顯然給保密工作增加了難度，提高了保密成本。”湖南省委辦公廳上述官員舉例稱，某市委下發(fā)的一份關于向先進人物學習的文件竟然也加密，足見保密文件泛濫程度。

　　另一個反應較多的問題是，保密部門可對信息事后加密。《保密法實施辦法》第三十八條規(guī)定：“發(fā)生、發(fā)現(xiàn)泄露行為時，應當……對所涉及的事項是否屬于國家秘密和屬于何種密級，重新加以確認。”“正因為這些原因，國內幾起泄密案件都存在較大爭議。”一位法學專家告訴記者。

　　由國家保密局完成的一份調研材料稱，現(xiàn)階段政務信息公開與保密存在三大問題，其中即包括“信息公開范圍窄但保密范圍偏寬”。

　　“一是有的部門具體保密范圍修訂不及時，一些明顯不屬于國家秘密信息，仍然在保密；另一方面，在執(zhí)行具體保密范圍時，隨意擴大范圍，把不應當確定的事項確定為國家秘密。”這份調研材料如此分析。

　　外交部解密試點

　　“目前，政府部門普遍存在著只定密不解密的現(xiàn)象，大量的信息資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國家保密局法規(guī)室主任郭杰在其完成的一份調研報告中稱。

　　自1986年就從事保密法制工作的郭杰認為，之所以存在上述情況，在于現(xiàn)行法律對解密主體不明確，權利界定不清晰。

　　據(jù)《保密法》規(guī)定，如果原文件沒有特殊說明，一般情況下，“秘密”級文件的保密期限不超過10年，“機密”級文件的保密期限不超過20年，“絕密”級文件的保密期限不超過30年。期限一過，文件當自動解密。

　　2004年1月16日，外交部舉行“外交部開放檔案借閱處”揭牌儀式，向國內外開放新中國成立以來形成的部分外交檔案。這被視為國務院下屬部委政務解密的試點。

　　外交部檔案館館長廉正保介紹，首批開放的外交檔案形成于1949至1955年，數(shù)量上萬份。第二批涉及1956年至1960年的8000卷也將于年內開放。到時總開放率達30%.

　　相關數(shù)據(jù)顯示，美國對1975年以前的檔案實行95%對外開放，俄羅斯的開放率大約在80%至90%，而日本已經分13批對1976年以前的檔案采取了開放措施。

　　據(jù)介紹，外交部早在1998年便派員了解國外檔案開放情況；1999年外交部成立“開放檔案鑒定小組”，對相關檔案實施解密后再報黨中央、國務院審批。

　　“外交部的這一舉動表明了政府在解密工作上做的努力，但個別部門的開放還不夠。”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潔評價，116號文件從某種層面上傳達出了積極的信號，也表明了一種精神上的蘇醒。

　　政務公開時間表

　　2003年4月中旬，即SARS在國內肆虐之時，一條消息引起公眾注意：已完成起草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被提交至國務院法制辦，正式進入立法程序。

　　普遍認為，針對公開范圍的劃定，已成《條例》難產的關鍵。

　　國務院電子政務示范工程總體專家組成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按國際慣例，除國家安全、商業(yè)秘密和個人隱私，其余的都應該公開。

　　《條例》專家起草小組組長、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周漢華曾表示，《條例》確立的“公開是原則，不公開是例外”，這與以前相比有本質的改變。

　　社科院法學所副研究員宗建文曾參與了關鍵章節(jié)“公開范圍”的起草。據(jù)其介紹，《條例》共7章42條，共約13萬字，特意列出7項不公開的“例外”，其中包括被《保密法》確定為“國家秘密”的信息、公開后可能會影響司法公正的信息等七方面。

　　不過，有法學人士認為如此設計“太粗略”，給政府提供的可供解釋的余地太大。另一方面，與現(xiàn)行的《保密法》銜接時存在沖突。

　　“如果《保密法》不修訂，《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就沒法施行，就會處處碰壁。”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潔說。

　　今年4月14日，國家保密局在汕頭召開修訂《保密法》座談會。全國各省級國家保密局主管法規(guī)工作的局長、法規(guī)處處長全部到會。

　　國家保密局一位官員介紹，修訂工作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重新劃定保密范圍和定密機構，二是細化解密程序。但目前尚不能確定具體時間表。

　　需提及的是，在《條例》起草專家組名單中，周漢華、宗建文等專家，均為現(xiàn)任國家保密局局長夏勇的前同事。“夏勇的履新，無疑有利于縮小《保密法》修訂與《條例》制定兩者間的溝通成本。”一位熟知《條例》起草的法學專家說。

　　與政府保密工作改革并行，黨內事務信息公開的制度設計也在進行之中。

　　9月19日，記者從中紀委法規(guī)室獲悉，中紀委正著手制定《信息公開指導綱要》。

　　曾于去年參加過此工作討論的北京大學教授姜明安介紹，不論是人大修改《保密法》，還是國務院制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今后都應在《信息公開指導綱要》框架范圍內進行。

　　(來源：新京報，作者：羅昌平、馮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