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國學院重學問不重學位

　　清華國學研究院僅僅存在4年，而9月14日，清華大學為它舉行80周年紀念大會。

　　“每年都要紀念它，好像它成立后一直運營了幾十年一樣，原因在哪里呢？”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張豈之說。在該校一處小山坡上，可以看到王國維先生的紀念碑，上有陳寅恪先生起草的碑文，其中有這樣一句話：“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在曾任西北大學校長的張豈之教授看來，這是清華國學研究院能夠流傳至今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它留給后人最寶貴的經驗：超越世俗事務，安心治學，執著的追求學術和真理。

　　“今天紀念國學研究院就是要學習國學前輩非功利的、執著的學術追求精神。”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李強教授強調，“雖然沒有學位，但是國學畢業學生終身從事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并且作出卓越貢獻”。梁啟超先生總結這種培養方法是重學問不重學位。對比今天的學習風氣，李強教授感到慚愧，“社會上流行的是重學位不重學問，一些混文憑的情況也很常見”。

　　作為一所獨立的研究機構，國學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9月，不設學位，學制模仿中國書院和英國大學的制度，主要采用“導師制”，即強調學生自修，教師只擔任指導。宗旨是研究“中國固有文化”，使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溝通，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研究人才。四屆畢業生共有70人，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趙元任被稱之為國學研究院的“四大導師”。

　　有價值的學術著作一兩年就能成就？

　　梁啟超與當時清華校長曹云祥的一段對話被人津津樂道。

　　梁先生向曹校長推薦陳寅恪，曹校長問：“陳先生是哪一國的博士？”梁啟超回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曹校長又問：“有沒有著作？”梁啟超回答：“沒有著作。”曹校長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那怎么行呢？”梁啟超說：“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卻沒有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陳寅恪先生不求功利，不追求發表文章，所以一旦有成果就是石破天驚的成果。“這體現出人文社會科學的特點和規律，不能通過急功近利地發表文章來體現它的價值。”李強說：“今天我們發表的論文確實不少，刊物也很多，但是究竟能留給后人什么價值呢？這值得思考。”

　　金岳霖先生1925年到清華教邏輯學，1927年寫了第一篇與邏輯相關的文章，1936年才出版第一本邏輯著作。“他從讀大學開始研究，到當了兩年副教授以后才開始寫書。”清華大學哲學系王路教授指出，作為專家，在專業上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讓他感到疑惑的是，目前的大學老師成天為了申報項目、完成項目忙忙碌碌，“但真正在專業上的投入到底有多少呢？”

　　一個公認的事實是，為了評職稱，教師們不得不拼命發表論文(著作)。一種原本應當自覺的學術追求因為功利化而為人所累，治學所需要的寧靜和學術必須的積累，在種種功利的評價體系中難以為繼。由此，中國政法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郭世佑呼吁：“導師有權拒填那些滿天飛舞而且頗有難度的表格，尤其有權拒絕自撰關于‘學術地位’、‘社會影響’之類無異于誘導和縱容自吹、有損填表者尊嚴的表格。”他認為，那些了無新意、無病呻吟的論文、專著之所以層出不窮，在較大程度上是此類只重數量卻輕質量的量化管理體制與無休止的功利性評比機制擠壓和誤導出來的。

　　對抗這種評價機制，尤需淡泊名利的灑脫和從容。在很多人眼里，上海交通大學的晏才宏老師就是這樣一個悲情人物。由于沒有論文，終年57歲的他只是個講師，但其教學水平和師風師德廣受贊揚。為評職稱而拼湊論文的做法，晏老師不忍為之。在他去世3天內，上海交大校園BBS上，竟發表了學生千余篇悼念文章，學生還自發籌資為他出版紀念文集。“正是因為為評職稱而拼湊論文的做法鋪天蓋地，晏才宏的悲情才使人震撼。”一位網友認為，那些靠寫無用論文得到所謂的教授頭銜的人與晏才宏先生相比，應該感到羞愧。

　　但是在臺灣學者王道還看來，如今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只是職業的學術人，“任何一種東西只要變成職業就有內部的職業規范。”因此，幾位學者對治學環境和這種職業內部要求的抱怨，王道還不以為然，“我覺得那都是必然會發生的”。學術成了職業，職業意味著飯碗。

　　“如果人們進行學術研究時，都將個人功利放在首位，將會失去勇氣和激情，也不可能有長久的毅力，最終難有真正的成就。”張豈之教授說，同時，他希望能有相應的環境和妥善的措施使得人文科學學者能培養出追求真理的精神，能有從容的時間從事科研。“有價值的學術著作不是一兩年能夠成就的，可能需要七八年，甚至20幾年”。

　　量化的評價體制真的反對不了？

　　清華大學一位博士剛進校便得知要在核心期刊發表4篇論文，她感到很困惑：“選擇所學專業是因為興趣，知道自己積累很少，希望安心多積累一些東西，但是在讀碩和讀博士期間卻有一些具體的量化要求。”

　　北京大學中文系溫儒敏教授告訴這位博士，相對寬松自由的條件可以創造。但是，“不要反對它，有一些東西你反對不了，某種意義上表面可以支持它，要量化就量化，自己學院里面，自己系里面可以不那么量化。”他說，北大中文系不主張學生在讀期間發表多少論文，但是也提倡多動筆。學生沒有論文，老師可以替他說情，然后就過關了。

　　但是，這種說情能在多少所大學行得通呢？一些學生對學校的開明抱有懷疑：“光基礎課、公共課、外語課和各種活動會就要占用我們多少時間！”

　　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王路認為，對人才的培養，如果不投入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后果是不堪設想的。作為一名教師，王路希望大學能更多地創造一些比較適合大師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土壤和氛圍。

　　談論清華國學院意在反省治學方法

　　溫儒敏教授認為，我們現在回到陳寅恪、王國維時代是不可能的，不能動不動拿王國維時代和現在比，但是，“學術精神可以發揚，一些學術方法也可以繼承”。

　　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在清華講座時說，“總共才4年，那么多優秀的學生，還有傳說紛紜的四大導師，這是一個充滿浪漫氣息、略帶哀怨的學術傳奇。”“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陳平原相信，當梅貽琦先生說這句話的時候，腦海里浮現出來的，很可能是早年主持清華國學院院務會議時，和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的交往。“正是這一因緣使他深有感受：辦大學，關鍵是要有學術專精且聲名顯赫的教授。”陳平原說。

　　“對大學來說，學術是第一位的。必須有好的學術制度、學術精神以及學術成果，這樣，它才有可能長久，才有可持續發展的根基與機遇。”因此，陳平原認為：“我們談論清華國學院的故事，其實是在反省我們的教育體制，反省我們的治學方法，還有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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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國學研究院于1925年9月成立，于1929年撤銷。研究院聘請著名學者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為研究教授，另有講師李濟和助理教授趙萬里、浦江清等人。國學研究院開辦的四年中，畢業生共四屆計70人，絕大多數后來成為知名學者，在文、史、哲等學科領域作出了卓越貢獻，如王力、劉盼遂、劉節、高亨、謝國楨、吳其昌、姚名達、朱芳圃、徐中舒、姜亮夫等。

　　【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