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高文彬認為自己是個幸運的人：他有幸作為戰勝國中國的一員，站在了東京國際法庭上的審判席。至于后來他個人的命運跌宕，他已看得很淡，他所關心的，是我們這個民族如何向前看

　　1946年5月16日上午8時，日本東京澀谷區。

　　24歲的高文彬身著筆挺西裝，從盟軍專用的巴士上下來，隨盟軍審判人員步入設在日本陸軍省(今日本防衛廳旁)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此時，法庭開庭已經13天。

　　法庭所在的灰樓建在一處丘陵式高地上。高文彬看到，眾多日本老百姓正排著長隊等待領取法庭旁聽券。“排隊領票的日本人都穿著廉價棉布縫制的衣服，眼中充滿了惶惑、好奇和緊張。”現年84歲的高文彬對半個多世紀以前的場景仍記憶猶新。

　　已從原上海海運學院退休多年的高文彬，是目前為數不多的東京大審判的親歷者。這位畢業于原上海東吳法學院的高材生，現獨自一人隱居在上海一處公寓里。老人衣冠楚楚地在家中接受了采訪，皮鞋擦得锃亮，褲線熨得筆直，分頭梳得極為整齊。

　　一位法學學士的人生機緣

　　“能夠參加東京大審判，對于一個學法律的人來說，是非常難得的機遇。”高文彬談起自己的這段人生機緣非常感慨。

　　1945年夏，大學畢業后的高文彬曾先后擔任國民政府上海地方法院刑庭書記官和上海老閘區區公所戶政股長。由于招架不住各方應酬，很快高文彬就辭職了。就在這時，遠東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英語翻譯，東吳大學教授、上海知名律師劉世芳把高推薦給了向哲浚。

　　1946年4月的一天，他和另外兩名東吳法學院畢業生一起在華懋飯店(即今錦江飯店)接受了考試。

　　“初識向先生，就覺得他是一個有禮貌、有學問，而且待人和藹的人。那時一些國民黨官員官僚氣很足，但向先生卻是一身學者氣質。”在詢問了一些基本情況后，向哲浚遞給每個考生一小段中文報紙，要求翻譯成英文。一個禮拜后，高文彬接到書面通知，他被錄取了。

　　接受了上海美軍司令部的體檢后，1946年5月15日，高文彬和周錫卿、張培基、劉繼盛、鄭魯達一起到華懋飯店集合，一行5人被美國軍用巴士送到上海江灣機場，乘坐渦輪式美國軍用運輸機飛往日本東京。

　　“飛機降落在東京羽田機場，檢察官秘書劉子健到機場接我們。”他們被安排住在東京火車站附近的八重州旅館，距日本皇宮僅一街之隔。

　　高文彬看到，戰后東京一片蕭條，被美國飛機轟炸得到處是殘垣斷壁，日本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一些日本兵回到本土后無事可做，就在路邊擺攤維持生計。很多日本婦女被迫淪為妓女。“當時有日本報紙報道說，每個月都有很多日本婦女與美國兵生下許多‘小白人’、‘小黑人’。風靡一時的日本電影《人證》表現的就是這種情況。”

　　但在普通日本人心目中，皇軍是日本天皇的軍隊，有禮貌又勇敢，絕不會干出滅絕人性的事。于是，東京百姓對國際法庭的審判特別關注。

　　日本外務省每天發給每名被告家屬兩張旁聽券，其余的旁聽券每天早上按排隊順序來發，發完為止。許多人為了能夠旁聽審判，頭一天下午或晚上就開始排隊。一段時間，甚至出現了黑市倒旁聽券現象。特別是日本前首相東條英機受審和法庭審理“南京大屠殺”的那幾天，法庭旁聽券的黑市價竟然賣到800日元一張，而當時，一個普通日本人的月薪只有500日元左右。

　　一場“馬拉松”式的審判

　　“原以為東京審判只需幾個月，最多半年。沒想到一去就是兩年多。”高文彬說。

　　東京法庭自1946年5月3日開庭審理，到1948年11月12日宣讀判決書，歷時兩年零六個月，被稱為“馬拉松”式的審判。

　　高文彬說，法庭采用英美訴訟法規則，是審判時間拖得長的原因之一。遠東軍事法庭采用英美法系而非大陸法系。大陸法采取究問制，以法官為中心；英美法系采取對質制，以證據為中心。在施行英美法系的法庭中，證據被凸顯到無比重要的位置。犯人在最后定罪之前先假定他無罪，控辯雙方就證據進行辯論。

　　東京法庭審理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檢察官綜合陳述和提證；第二階段是被告律師綜合辯護和提證；第三階段是各被告為自己辯護和提證。此后是法官評議和判決。東京國際法庭檢察方與辯護方提供的證據多達4336件，證人1194人。“法庭審理時間長就不難理解了。”

　　翻譯耗時也拖延了審判。起訴、辯論、宣判均需以英、日兩種語言進行。還有一些特殊情況，比如溥儀出庭作證時，需中、英、日三種文字。陳述兩天，翻譯用了六天。

　　此外，高文彬對“馬拉松”式的審判還做了一番獨家解讀。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法庭除允許被告自己聘請一名日本律師外，還給每個被告派一到兩名美國律師幫助辯護。美國律師每月由盟軍支付四五百美元薪水，生活非常優越 當時每頓飯也不過花0.4美元。于是，律師經常在庭上拖延時間。高文彬以自己為例指出，他開始被聘為翻譯時月薪250美元，幾個月后升為檢察官秘書，月薪漲到300美元，當時相當于6兩黃金，生活已很富裕。“而辯護律師收入更高，他們自然希望審判時間拉得越長越好。”

　　時任檢察官秘書的高文彬雖然未能參加某些重大活動，但他回憶起當時的法庭狀況，仍然為自己見證了歷史而興奮不已。他說，過去他只在報紙上看到過這些罪大惡極的戰犯的名字，今天他親眼看到這些巨奸大惡一個個前來法庭受審，心里不由騰起一股正義伸張的暢快。

　　這些坐在被告席上的戰犯們，完全失去了往昔的威勢，一個個表情呆滯。他特別注意到，溥儀和照片上一樣，黑黑的、瘦瘦的，表情非常緊張。大戰犯東條英機低眉垂目，故作鎮定。土肥原賢二受審時，左臉的肌肉還不停地抽搐。

　　艱難舉證

　　“我們沒有估計到的是，”高文彬說，“尋找證據，成為擺在面前的一道難題。”

　　大審判之前的1946年3、4月間，早已投入審判前期工作的向哲浚頻繁回國尋找證據，同時也物色既懂英文又熟悉英美法系的人充實力量。“我就是在這個時候被錄用的。”高文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高文彬每天主要工作就是搜集證據。“蒼天不負有心人，也是日本侵略者應該受到報應，南京大屠殺中‘百人斬超’的證據就是我發現的。”當時，高文彬一天又一天地檢索，突然，他在日本東京《日日新聞》上發現了一張照片。拍攝的是1937年侵華日軍攻入南京不久，兩個軍刀拄地的少尉軍官，題目是《百人斬超記錄》。

　　圖片上的兩個日本少尉軍官向井敏明與田野巖，以砍掉中國人頭顱的數量作為‘比賽’，最終以向井砍死106人‘獲勝’。而田野失敗的原因是因為軍刀卷了刀刃。

　　照片被傳回國內，國民政府國防部致電盟軍總部，將兩犯在日本老家捕獲，押解南京。“抓到的時候，他們正在路邊擺地攤。”高文彬回憶說。1948年1月28日，中國南京軍事法庭對其進行審判后判處他們死刑，在南京執行了槍決。

　　最令中國官員頭疼的，是對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四郎的舉證。高文彬說，此二人在東北干了很多壞事，盡人皆知，但證據的搜集卻相當困難。“當時吃不下，睡不香。不把此二人繩之以法，我們如何見江東父老？”

　　后來，中國檢察組向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提出申請，要求盟軍總部讓中國檢察組成員進入已被封閉的日本內閣和日本陸軍省檔案庫，尋找有關戰犯的罪證。

　　麥克阿瑟同意后，中國檢察組派吳學義和劉子健前去查閱資料。他們找到了日本關東軍的一份印有土肥原賢二印章的特務機關的報告，名為《奉天》，里面講到當時中國華南地區老百姓聽到土肥原、板垣名字就會談虎色變，說明日本戰犯在中國的兇殘程度。“這一證據給了他們致命一擊。”

　　歷史大背景下淡看個人命運

　　命運并未因高文彬曾經擁有的輝煌而特別眷顧他。

　　東京大審判結束之后，法庭上結識的美國朋友邀請他赴美深造。他考慮到自己一大家子人都在上海，作為長子，肩負著養家的重任，所以婉謝了美方的好意。那時他想，以后機會還多著呢。

　　然而，1952年，在上海軍管會外事處工作的高文彬，受一名被打成“特嫌”的東吳法學院的老師牽連被捕，判10年勞改。一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的1978年，高文彬才獲平反。

　　1990年，高文彬受邀赴美國緬因州州立大學法學院和加州大學海斯汀法學院講學一年半，從美國回來不久，高文彬與其他一些畢業于東吳法學院的老人一同參與了《英美法大詞典》的編纂工作。“我國施行大陸法，而英美等國施行英美法。隨著我國加入WTO，英美法系的工具書顯得越來越重要。”高文彬說。這部后來名揚海內外的大書，幾乎耗盡了高文彬晚年的全部心力。

　　自1999年中風以后，高文彬便不再從事與國際法相關的事情。老人說，現在他最大的樂趣是每天與遠在美國的女兒通過互聯網用英文聊天。

　　在這位經歷了人生大起大落的老人眼里，名利已經非常淡薄了。歷史潮流滄海桑田，60年時間過去，往事仍然歷歷在目。但高文彬并不認為，我們今天應該沉湎于那段歷史中。“作為戰勝國，回顧當年，是為了往前看，我們應該有這個信心與氣度。而回顧歷史的意義在于，一個沒有記性的民族，是不能進步的。” 高文彬說。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李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