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語言學自索緒爾開創至今，雖然只有不足100年的時間，但它的發展卻出人意料地迅猛。據有關資料統計，以漢語為例，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以及新生事物的層出不窮，近年來，“新詞酷語”(我首見這個成語是在2003年4月《中國青年》雜志一篇題為《新生活新詞語》的文章里)正以每年1000個，甚至更大的速度在增生

　　。此后，便是一些違規短語和句子的組合、搭配，以及貌似東拼西湊的篇章構成等等的出現。對此，社會上，特別是語言學界，也包括一些中、小學的語文教師等都有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議論。但是，無論學界如何看，人們，特別是年輕人，對這些所謂“新詞酷語”和新的語法構成卻情有獨鐘，而且還創造了不少網絡的、數字的語言。近來，一種名曰“Q版語文”的讀物突現市場，又掀軒然之波。

　　對于語言發展和使用中出現的上述情況，語文工作者們到底應當怎么看？我們的任務到底是什么？這里，我想就一些觀念的，即學術意識的問題談幾點認識。

　　語言詞匯的良莠雜糅是其發展進程中的正常現象

　　與世界上一切語言的發展相比較，漢語的發展同樣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語言符號的增生與使用同樣呈現一種魚龍混雜、良莠雜糅的狀態。這是人類語言發展進程中的一個正常現象。比如，自上世紀80至90年代，社會上一度出現泥沙俱下的語言創造與使用情景，曾引起筆者在內的廣大語言工作者的憂慮，以至不斷發出關于予以“整治”和“糾正”的呼吁。但語言的實際使用與發展并未筆直地走向人們所希望的“健康”與“純潔”，不僅如此，2002年底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華新詞語詞典》中還將“情種”、“泡妞”等在內的2200條以及相關的4000多條新詞酷語收入。盡管至今仍有一些語言工作者對此持保留態度，盡管從學術的立場出發仍有討論的空間，但毋庸置疑的是，它畢竟從某種角度告訴我們：語言的發展是不會受任何人的主觀意志制約的。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為配合呂叔湘、朱德熙兩位先生的《語法修辭講話》一書的連載所發表的社論中曾指出，關于“反帝”、“反封”等一些縮略語的使用是不規范的，但后來不僅這些詞的使用被繼續了，而且一些像“WTO”、“IT”、“T細胞”這樣的西文、中外合文式縮略方式構成的詞語都堂而皇之地涌入了2002年增補本的《現代漢語詞典》(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中。事實表明，詞語的產生，語言的發展有其不以人們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所以，作為現代社會的語言和語文工作者，面對層出不窮的新詞酷語，不宜貿然予以反對，而應首先以冷靜觀察、深入思考的態度去研究它、分析它。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說，任何一種語言的發展，任何詞語的增生都必須能夠及時反映相應的客觀存在，并無時不受到其相應的客觀事物的制約。有怎樣的客觀存在，就要求有怎樣的詞匯和語言組合對它加以概括和描繪。沒有這種對新生的社會現象進行概括與描繪能力的語言，是落后的、缺乏生命力的語言。我們當然要堅持不斷地對語言的發展進行純潔的工作，維護其健康。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講，衡量一種語言符號的產生與使用是否純潔和健康，其關鍵不在于詞語本身的色彩與性質，而在于我們怎樣去看待它、解釋它；在于如何去使用它。

　　其次，是要相信人民群眾在語言選擇和使用中的鑒別能力。語言作為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畢竟是全民所有的，也畢竟為全民共同創造。只有人民群眾才是語言最終的認同者和鑒別者。著名語言學家周有光先生在談到“大哥大”這個詞的時候曾指出：1993年首都北京舉行十大流行語的評選，這個詞高居排行榜的第四位。其實，它的出身很粗俗。據說，黑社會叫小頭頭為“大哥”，叫大龍頭為“大哥大”，“大哥大”很神氣。于是，有人就把這黑社會大龍頭的稱號借代為通訊工具的名稱了。其實它們之間風馬牛不相及。所以，與此同時的新加坡華語社會，就沒有人使用它。如今時間已經過去十幾年，這個“大哥大”也在漢語的交際和人們的自行鑒別中漸匿其跡，代之而用的則是“移動電話”和“手機”這兩個名副其實又雅俗各宜的專用詞語了(見1997年5月三聯書店出版《語文閑談》續編下第54頁)。還有，隨同近現代史上的洋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相繼出現在漢語使用中的“德律風”、“麥克風”、“德先生”與“賽先生”等外文音譯和中西合璧的詞語，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也退出了漢語的使用范圍，代替它們的則是符合漢語組合規律與中國人認知心理的“電話”、“擴音器”，以及“民主”與“科學”等規范的(同樣是外來的)詞語。

　　我這樣講，并不是看輕語言和語文工作者規范化、標準化的作用，而是講語言發展的最終裁判者是使用，是如著名語言學家張志公先生所說的“群眾的語言實踐”。早在1959年8月，在人們關于“恢復疲勞”、“打掃衛生”這類短語是否合乎語法規范的討論過程中，他就指出：“不斷地提出和接受種種新的說法(不單是完全符合語言的基本格式和一般用法的說法，也包括一些跟語言的基本格式和一般用法不全一致、而又不是決不相容的某些有用的特殊說法)，這是語言發展中間制約力量相對的另一種力量。這種力量也產生于語言的特性。作為交際工具的語言總要跟社會生活和人的思維一道前進。語言永不停滯。忽視這種力量來談語言規范，所得的結論常常會被語言實際所否定。”這里，張志公先生所指出的“新的說法”，就是我們所說的新詞、新語和新的組合等。在他看來，新詞、新語和新的組合之所以在人們運用的過程中或流行，或自生自滅，是因為在沒有人為規范行為的情況下，其本身所具備的“語言發展中間制約力量相對的另一種力量”起作用的結果。

　　第三，語言研究的發展史告訴我們，早在17世紀，法國一些稱作“波羅雅爾派”的語言學家們，曾經主觀地制造了一套所謂“合理的語法”，希望人們都能依照它來說話、做文章，但最終以失敗結束。同樣的，西方語言學界的歷史上，還出現過一些自稱“清潔主義者”的語言學家，他們撐起維護語言“純潔”、“健康”的旗子，其初衷或許不無正確的因素，但實際上是固守陳規，阻止語言發展中新詞、新語的創造與使用，結果也未能遏制富有強大生命力的鮮活的新語言符號的涌現。所以，我主張面對新詞酷語的洪流，首先應當盡快去了解它、熟悉它、認識它。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才能最終很好地對它實施規范化、標準化的工作。否則，我們就有可能重蹈歷史上“清潔主義者”的覆轍。

　　語言的發展折射著社會和人們的意識

　　語言是社會發展的一面鏡子。語言的發展折射著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時代的變遷，折射著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人們的思想觀念的發展、變遷與進步。沒有語言的這種發展，則表明人們思想觀念的停滯與落伍。新詞酷語之所以受到現代人，特別是現代年輕人的青睞，恰恰表明這樣的語言在某種意義上適應了當今時代人們的思想意識和需求。

　　現代人的思想意識之所以別于以往，一個重要的地方就在于其具有追新、追奇、追時尚和追求與眾不同的心理。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大勢，開闊了人們的視野，活躍了人們的思想，過去那種循規蹈矩、追求一律的狀況被打破了，甚至連飲食、服飾也要求與眾不同。在這種心理支配下的生活方式的變化，同樣在語言的交際過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比如，“很陽光”、“挺女人”、“非常現代”、“有售”等詞的出現，而且，“大家都懂、都接受”，“各處都用開了”(張志公語)。總之，語言是全民創造的，也為全民所使用，當然要反映一定歷史時期人們的心理要求和認知狀態。當幾十年、甚至百多年前的人所開創的漢語語法理論仍被學界視為一種萬全不動的固定模式，因而是永不可破(只能遵循，不能改變；只能在原有基礎上修訂、補充，不能違背和創造)的時候，現實生活中的人們卻正如需要改革開放一樣需要語言以及語言法則的解放。這就是新詞酷語流行的重要的時代基礎。

　　此外，現代人生活在一個從未有過的色彩斑斕而又節奏快捷的氛圍里，數碼技術的實現，網絡世界的開通，緊張的工作，放松的企望，這一切都使人們不僅要求以新奇的語言形式進行交際，而且要求交際的符號越簡便、越省時、越省力越好。于是，像“886”(英語“Goodbye”的諧音)、“200”(ZOO——動物園)、“GF”(Girlfriend——英語“女朋友”字母縮寫)等數字的、網絡的，以及字母縮寫的語言符號涌現了。從傳統語言規范的角度看來，這種千奇百怪的符號以及它們的組合方式確實是難于理解，甚至是不能容許的，但從置身于快節奏的競爭激烈時代的人們的角度看，這簡潔的語言符號恰恰適應了他們生活的與心理的需求，擴大了他們單位時間的使用效率。

　　因此，我以為，新詞酷語的流行固然魚龍混雜，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它或許也是對傳統語言規范中那些束縛人們語言表達的某些語言形式的一種反叛。因此，如何使語言和語文的發展及應用在既保障規范與純潔的前提下推陳出新，以適應現代人，特別是現代年輕人的生活、學習，以及心理需求，這是擺在我們每一位語言和語文工作者面前的嚴肅課題。

　　語言的發展警醒語言工作者反思

　　語言交際是一種互動的行為，不僅是口頭的、書面的互動，也是思維的、心理的互動；不僅有說話和書寫的語法規范問題，也有聽者和讀者的語法感覺問題。語言和語文工作者當然要做規范和標準化的工作，但這種規范、標準化的工作不僅是“糾正社會用字、用語的混亂”(其實，有些未必是“混亂”，而是語言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更重要的是為新產生的語言現象尋找其所以產生、存在，以及流行的理論依據；不僅要用已有的語言法則去指導人們正確地使用語言，更重要的是要從新的語言現象中去歸納、概括、挖掘出新的語言法則，以不斷豐富已步入了新的繁榮期的漢語語法理論。

　　比如“很陽光”，它之所以不僅在現代年輕人的口語交際中，甚至在一些電視媒體主持人那里被頻繁使用，我想大約有以下一些理由：1、“陽光”的特征是人們很熟悉的；2、這個事物的特征，例如它的“耀眼燦爛”，一定和講話者與之相提并論的事物的某些方面(例如，一個人精神抖擻、光彩照人的狀態)有可比性和共通性；3、“很陽光”這個短語，其語法構成雖然貌似殘缺，但是在實際的語言交際過程中，完全可以通過聽者的思維來補充完整，而且合乎事理，不會發生誤解，即，可以明確理解為：“(他站在那里)很(像)陽光(那樣地燦爛奪目)”。再比如，毛澤東曾說過的名言“讀點魯迅”，倘若用已有的語法和邏輯規則衡量，同樣是一個不通的短語。但是，在實際上沒有任何人會誤解為毛澤東是在讓人們讀“魯迅”這個人，而是要人們“讀點魯迅(的作品)”。很顯然，上述括號中的內容，都是聽者或讀者的思維所補充出來的。

　　我將這種組合稱作“似缺實奇”，認為這是一種“新型的短語組合方式”。當然，這不是在創造新的語法規則。因為，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早在21年前就已經告訴過我們了，他將這種能夠將貌似殘缺的特殊語句加以完整理解的能力稱之為“語法感”，他指出：“語感是個總的名稱。里邊包括語義感，就是對一個詞的意義和色彩的敏感。包括語法感，就是對一種語法現象是正常還是特殊、幾種語法格式之間的相同相異等等的敏感。”他還指出，語文教師要培養學生的語法感，首先要培養自己的語法感，也就是說，能在語法方面發現問題。我說的發現問題，不是“這是什么、那是什么”那種問題，而是“這是怎么回事，那是怎么回事”這種問題(遼寧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呂叔湘全集》第11卷第154頁)。我想，不只是語文教師，一切從事語言和語文事業的人們，當面對洶涌席卷的新詞酷語的洪流而感困惑、甚至憂慮的時候，重溫先生的這些教導，都會大受裨益、思維頓開的。

　　總之，漢語的發展已進入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繁榮時期。新詞酷語，連同其組合都在以我們意想不到的速度與方式涌現。面對這樣的大勢，語言和語文工作者們不必憂慮，不該拒絕，不該總是追在后面大呼“不對，不對”，而應沖向前面，努力地學習它、研究它，為豐富先人開創的漢語語法理論寶庫，為創造正走向強勢的漢語的輝煌未來而奮斗！

　　【來源：光明日報；作者：張巨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