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1日電 據北京現代商報報道，“房價的確是一個政治問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在日前“CCER中國經濟觀察”第二次報告會上的演講題目似乎有些“聳人聽聞”，他最后的觀點引來了更多的爭議：他提出“解放”農村土地、推行“廣東模式”，用以化解中國地產存在的深刻矛盾。

　　“8·31”土地大限后，土地供應量縮緊問題在政府與開發商眼里總是莫衷一是，但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教授周其仁看來，當前房價的走高與政府通過控制供地的行為不無關系。

　　在7月31日“CCER中國經濟觀察”第二次報告會上，周其仁展示了一個《土地開發面積與商品房銷售價格》的圖表，圖表從1998年3月開始到今年6月，兩者呈現完全相背走勢，土地供應量多時，房價走低，土地供應量少時，房價走高。

　　“惟有嚴重的供求失衡，才為大規模‘投機’提供經濟條件。”周其仁分析房價走高的原因時說：“當前有購買力表達的房地產需求未被滿足的程度提高了。”

　　周其仁認為當前對房子的需求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在開放環境下，國外、省外購房的需求力上升了；二是收入階層的分化，不同收入水平對住房的需求不同；三是投資保值的需求；四是銀行要將巨大的儲蓄貸放出去的需求。在需求攀升狀況下，政府融資供給不足，供地不足造成當前嚴重的供求失衡，造成房價一路走高。

　　周其仁認為廣東省制定的從今年10月開始實施的《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流轉管理辦法》就是一個很好的解決農地直接入市的辦法，這對緩解土地大限后市場對土地的饑渴大有裨益。

　　周其仁在前不久對“農村土地”問題曾發表過這樣的論述，農地轉為非農用的市場用地，惟一的合法途徑是征地；而征地權完全控制在政府手里。政府并不是農地的所有者，由政府控制農地轉用權，不可能按照經濟準則辦事。況且政府同時又控制了城市規劃和投資審批，在某些條件下可以“營造”城市化需求。法律規定政府以農用土地之價“補償”農民，而政府征得的土地卻可以按非農用地取得市值。結果，城市化就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一場剝奪農民土地使用權及其收益的“圈地運動”。現在這種方式叫停也罷，限供也罷，都是政治解決方案，其經濟代價就是城市化受阻和地價上漲。所以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建立農地轉用的市場機制。(楊雪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