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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首相小泉對美國進行的“外交謝幕之旅”之所以引起國際媒體高度關注，原因主要有兩個：一、這是布什褒獎小泉過去5年凸顯對美外交策略的極好機會；二、“后小泉時代”即將開始，日本對美外交是否將延續小泉風格？日本在其外交政策的另一根支柱--對亞洲關系方面，可能展現什么新的姿態？

　　日本外交兩大支柱

　　日本外交素來由兩大支柱組成，一是對美外交，二是對亞洲外交。

　　二戰之后，日本外交的主要基調基本上定位在日美同盟上，這在當時的日美看來有其戰略作用；對美國而言，這也是它遏制日本國內極右勢力的一把“雙刃劍”。

　　但冷戰結束后，所有的戰略框架都發生了變化。由于中國經濟和綜合國力的迅速崛起，防范和牽制中國成為日美同盟的主要目標。無論日本還是美國，都需要利用這一同盟來完成其防范中國崛起的心理目的；日本近年在靖國神社問題上不斷挑釁中日關系的底線，不但是由于小泉個人的獨斷獨行的性格，而且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日本的這一戰略考慮。

　　因此，小泉執政5年，日本的兩大外交支柱明顯地向美國一邊傾斜。與此同時，小泉也試圖在追求所謂“正常國家”的道路上邁出步伐。問題是：二戰結束已經六十多年，當年的另一個法西斯國家——德國，由于對戰爭歷史的深刻反省，早已被國際社會接納為“正常國家”；而日本的錯誤歷史觀和戰爭觀，卻導致亞洲鄰國對其成為“正常國家”的疑慮和警惕，因此日本的“正常國家”道路首先遭到亞洲國家抵制。

　　小泉戰略傾斜：凸顯邏輯相悖性

　　小泉本來以為可以通過凸顯對美關系，既達到保住亞洲中心地位的戰略目的，同時又藉充當美國馬前卒來獲得成為“正常國家”的籌碼。但是這兩者在邏輯上原本是有沖突的：日本要凸顯日美同盟，就必須在主權和獨立性方面作出一定的犧牲；而其要成為“正常國家”，又必然遇到來自美國的疑慮和防范，與美國的戰略利益發生沖突。

　　因此，在凸顯對美外交、追求“正常國家”和處理對亞洲關系這三者之間，存在著邏輯上的相悖性。然而，小泉在執政的前幾年并沒有深刻認識到；相反，他還是希望藉凸現對美關系來平衡他與亞洲國家的關系，并以對亞洲國家關系的橫沖直撞，來獲取成為“正常國家”的籌碼。這也就是小泉和其他日本領導人一再聲稱，不能在靖國神社問題上屈從于中韓等國壓力的內在心理動機。

　　不過小泉對日本與亞洲關系的沖撞，已經觸動美國在該地區的戰略利益；同時，一些經歷過二戰的美國政治人物也在靖國神社問題上不斷向日本施壓，導致小泉在外交戰略實際上已經走進一條死胡同。

　　“后小泉時代”的日本領導人需要一個全方位的思考。鑒于日本的戰略考量，未來日美同盟必然繼續成為日本外交的主基調；但從日本的終極國家利益出發，日本有必要對小泉時代的一頭傾斜戰略作出調整。正如一名資深日本外交官對筆者表示的那樣：“對日本這樣的島國而言，最聰明的外交戰略就是在美中兩個大國之間保持平衡。”(摘自馬來西亞《南洋商報》；作者：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