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16日電 加拿大《加中時報》近日載文說，中國留學生近十年來成為加國國際教育市場的強勁來源，并對整個華人社會帶來新面貌。在一批批精英人才走出校園之時，也產生了很多社會問題，負面的報導一直未斷過，但他們的心中又作何想，他們難道甘于以負面的形象去走完自己留學或移民之路嗎？一位加拿大普通中國留學生以其和周圍同學的感受和經歷讓讀者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了他們更為真實的一面。

　　現在許多人眼中的自費留學的小留學生就是等同于垃圾。誠然與老一代的留學生相比，我們沒有創造出那么多的輝煌，與那些拿著全額獎學金的前輩相比，我們只是默默地承受著比加拿大人多達數倍的高昂學費。我們也沒有那么冠冕堂皇的藉口，畢竟現在國內升學的壓力令我們顯得那么的無助。國內普遍共鳴的一句話“這小孩考不上北大、清華，會出國嗎？”，已經把我們給劃入了社會的邊緣，更深深地給我們打上了低層的烙印。我們更沒有那些以往上山下鄉前輩般的吃苦耐勞的精神和堅強不屈的意志，身邊越來越多的關于我們墮落的報導已經數不勝數。

　　可能是國內的冷言冷語太過傷人，可能是希望對自我實力的一種肯定，實際上，我們是非常渴望完成學業，融入加拿大這個新的社會，來過一種新的生活，然而在這條道路上除了留下血淚，可能我們一無所獲。

　　我們就是待宰的肥羊

　　自古以來只要有市場，就一定會有商人。從我們開始準備留學之初，我們就被視為肥羊，一把把刀等著宰過來。尤其是到了彷徨之時，許多中介公司適時推出了“假”的系列服務。從“假”結婚到“假”工簽，甚至于到“假”難民不一而足。看到的都是我們口袋中父母的錢，但卻不管我們最終是死是活。

　　李同學2002年由河北來到多倫多學習，在一所社區學院學習了一年語言和兩年多的專業后，他發現以他的水平根本沒有辦法在畢業后找到一份工作。與其在畢業后買份“假”工簽，擔驚受怕等技術移民審核，還不如辦一個“假”結婚來的省事，在中介公司“幫助”，做完一切合法手續后，經過了9個多月的等待后，他如愿的通過了一審和二審，盼到了結婚移民的機會。他毫不隱飾的說，幾年后等他國籍搞定，回國再辦一次假結婚把他現在付的錢賺回來。他畢竟是一個幸運者，與那些被移民局查出來的假結婚者相比，他數萬元的付出至少還換回了一張薄薄的移民紙。

　　另一位王同學的經歷就沒有如此皆大歡喜。他聽信了他阿富汗房東的一面之詞，放棄了在讀的專業申請“難民”。然而庭審的失敗，使他無奈之下轉為“人道移民”。現在他除了苦苦等待以外，也不知道他的移民路在何方。更令人惋惜的是，這個昔日GPA高達3.72并通過數個CSI考試的優秀生，現在只知道為生計而奔波。

　　也是來自河北胡小姐的遭遇相信許多小國際留學生都遇到過。她在國內所讀的專業系吉林某大學與多倫多的一所社區學院聯合開辦的課程。在多倫多的那所社區學院學習了一年多后，她拿到了畢業文憑。如同許多國際學生那樣她選擇了技術移民這條路。她解釋稱，給她辦理移民的那所中介在她的材料中擅自加入了一些假的材料，因此在等待了一年多后她等來的是移民局拒絕的信函。忙亂中她尋找了另一家中介幫她重新辦回學生身份，由于一年多的等待是在沒有身份中度過的，她理所當然的認為那所中介所說的需要做一些假的證明是應該的，并支付了1500元加幣的押金。幾天后她了解到完全可以使用別的方法恢復她的學生身份，她與那家中介交涉，希望拿回部分押金，但遭到那家中介拒絕，那家中介甚至威脅說如果她強制要拿的話，他們會將她假的材料寄到與他們有關系的移民局官員那邊，叫她什么也辦不成。胡小姐最終害怕多事，忍氣吞聲離開了多倫多到別的城市尋求發展。

　　一路重重關卡 走得很累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國際學生都會選擇用假的方法完成移民。一位朋友在取得了他的大學學位和CIM證書后，飛到Manitoba尋求發展(在加拿大除多倫多和其他幾個少數城市之外，發給國際學生的簽證多為2年)。在與他長途通話中，他說，雖然他的專業知識比那些應聘者要優秀，但是由于受制于他的語言和年齡，那些公司并不相信他能適應金融顧問的工作，他還在那邊苦苦地等待。

　　依照現在的移民法，即使是新近開放留學生校外打工的政策，如果學業一般的留學生還是難以在畢業后順利移民的。現在加拿大移民局對留學生各類申請程式，簽證、公證等等，留學生到頭來都只是多花一份錢，讓中介公司多一種方法來賺錢。

　　比如現在的留學生校外工作申請，實際上根本沒法找到適合移民的專業工作職位，往往只是變相地給中介公司作假證明多一種機會。撇開申請費用(相當于一個國際學生在政策所允許的最高打工時間內一周的工資)不談，由于國際學生先天上就有語言與社會經驗上的弱勢，再加上在時間長短上的不確定性，迫使大多數留學生在找尋工作中，只能用低廉的收入來彌補自己的種種不足。然而留學生校外打工收入是納入了加拿大的稅務系統，這變相地剝奪了留學生在勤工儉學中所具有的優勢。當然，納稅本也無可厚非，但是留學生除了在稅務上被定義為加拿大居民，他們納稅即不能像本地人那樣享受社會的基本福利，又不能像工作簽證者那樣擁有稅務額度來抵扣他國籍所在國的稅務。這稅納的又有何意義呢？于是乎這種本應該幫助國際學生更好融入加拿大社會的政策就變成了雞肋。

　　受制于他人 前途更艱難

　　許多中介公司以留學生移民來騙錢，根本知道不可能，卻拖著留學生辦移民，同學間花一萬至數萬元還辦不成的事多得很，甚至聽說有人花了十多萬元，還被中介公司拖著。據了解加拿大并沒有一個對國際學生進行有償中介服務的行業從業規，有些中介公司由于對加拿大國際學生的政策并不熟悉，而胡亂代理留學生的申請。據聞，有一位來自云南的女生，她兩次學生簽證被拒都是因為中介沒有幫她交足足夠的申請費用。第一次由于她申請學生簽證時，原有學生簽證已經過期，但中介認為可以按照正常的申請過程辦理，結果后來發現拒簽的理由是因為她的申請費不夠，第二次，她又相信這家中介辦理，但是這家中介自以為是的認為，既然第一次簽證拒簽的理由是錢不夠，那么就是說那張付費憑證依然有效(其實這張憑證已經被使用過了)。于是乎將她的材料整理整理后又寄給了移民局，審核的結果依然是拒簽，理由相同。最終這位女生無奈之下只能選擇“黑”在加拿大，她的前途如何，無人可知。

　　如果這些中介的所作所為只是源于他們對政策的不熟悉尚有情可原，那么另一些中介的作為就令人感到可恥，這些中介明知道所接的留學生案例是不可能成功的，但由于他們熟悉加拿大相關法律上的漏洞，首先他們用花言巧語和較低廉的押金讓留學生上鉤，然后用老鼠偷油的方法，隔三岔五的以種種藉口從留學生口袋撈錢，從數百元到數千元不等。當留學生發現上當，要求拿回所付的費用的時候，他們或是以補充材料理由再加倍收錢，或避而不見，或威脅留學生將其假的材料遞交移民局等等，讓留學生自動放棄。就算有部分留學生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保護自己，以加拿大漫長的訴訟程式和仁慈的法律懲罰條例，就算他們敗訴也不過只是得到一些象征性的懲罰而已，而作為受害者的留學生確要承擔來自于家庭、社會的種種壓力。

　  留學生不是富豪 一樣有自己理想追求

　　許多人想象我們父母有錢，就當我們是肥羊，但實情并非如此。很多留學生家庭只是中等水平，家中省吃儉用才能供孩子出外讀書，所以不少人讀書之余還要打工養自己。家中有錢的，父母也不是開不完的油田，我們的花費也要向父母交待。而且國內現在也并不是遍地金山銀山，面對高額的匯率、學校不合理的收費再加上針對留學生的歧視，這就像三座大山壓在我們留學生的身上。這使得我們更快地成熟，更快地在生活面前低頭，當看到國內那些還充滿著書生意氣的年輕人和一部分別有用心的文人在網路上大說“留學垃圾”的時候，我們中的一部分人確實因為厭世而選擇了沉淪，而更多的人卻迫于種種壓力而無暇顧及，我不知道這種提早的成熟，在數年后回首留學生涯時，將會給我們帶來的是什么。

　　我們也有理想，加拿大卻浪費資源。人才作為一種稀缺的資源為各個國家所重視，也是國家發展之本。加拿大一方面每年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從各個國家引進移民，另一方面又為每年大規模的移民回流惋惜不已。然而就在他們的眼下有這么一群渴望融入加拿大社會，希望推動加拿大多元文化的人群存在。他們為什么棄之不顧，為什么就不能將移民的門檻往下降一點呢？讓小國際學生的移民路不再充滿無奈與血淚。

　　雖然并非每個留學生都能成為一流大學優秀畢業生，但我們可以在各個層次上發展，而且我們確實有這種能力，但為什么最終會有這么多負面新聞出來，因為在現實環境中他們無路可走，留不下也難回去，他們要為生存而掙扎。

　　雖然小國際留學生群現在并沒有創造出多少成就，然而時光倒退20年，那批當年被世俗遺棄的知青，他們不一樣走出國門留學深造，最后在這20年的時間中創造出了中國奇跡嗎？

　　縱觀中國留學生的發展史，其實就是一部引導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從清末到1949年，中國走出一批批的留學生，改革開放后中國留學生更走向四海，他們都在艱辛的環境中創造出自己的成就，對中國人文、科學進步做出巨大貢獻。我們是新一代留學生，生活背景及壓力與以往完全不同，外界也不能以過往經驗來看待我們的所為，例如我們以往在國內生活的優勢，到了海外可能會變成一種負擔，而前輩留學生就不會有此經歷。但我們相信，雖然現在很多小留學生還默默無聞，但將來一定會有精英脫穎而出，會像以往的中國留學生一樣創造出中國及世界的奇跡。(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