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3日電 據加拿大《加中時報》報道，美加雙料博士蔣國兵在多倫多跳橋自殺身亡，引發華人社會極大反響。但無論社會后續援助如何努力，都已無法挽回一個寶貴的生命及一個幸福的家庭。很多曾與蔣國兵境遇相同的博士，他們并沒有選擇逃避，而是踏實的走好每一步，即便失去以往的尊貴，流著淚也要生存下去，而且生存得更好。

　　“生存是最首要的，也很簡單”

　　金平，曾在中國取得化學工程碩士，然后轉到澳大利亞攻讀博士學位，最后落腳多倫多，與許許多多新移民一樣，為了適應生存環境，他放棄了原有專業，改行做生意，創辦了自己的新康家俱店，6年多來生意已頗具規模。他最經典的話就是“生存是最首要的，也很簡單。”

　　雖然以往專攻化工專業，但金平講話哲理味十足。對于生存他歸納：從人的動物性而言，生存就是活著，沒有什幺其他的；從社會責任感來講，生存就要接受各種挑戰；從作為人上人的角度講，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

　　金平認為生存是否幸福取決于心態，而恰恰是這方面中國傳統教育、文化都有問題，“我們無論家庭或是大學教育，都忽視一個自我培養的觀念，缺乏自我控制，自殺就是缺乏責任心，沒有樂觀向上的精神。”

　　對于從一個專業人士，轉投另一個人生的軌跡，是否會有心理落差，金平回答得很痛快，“只要能生存下來，做什么都可以。在加拿大說不能生存，那簡直是笑話。專業僅僅是人生中很小一部份，有沒有能耐，看你是不是做人做事合乎北美的環境，也取決于你個人對生活的理解，我從澳洲過來就沒有任何心理落差，因為我知道要面對什么。”

　　金平就是從簡單活著之中發展起來的，他剛到多倫多時，為了生存什么念頭都想過，從開餐館、辦食品公司、貿易等等，不過最早做的卻是做酒釀，因為當時市場沒有新鮮酒釀，至今他對他的創意還十分得意。

　　大浪淘沙 吃苦是人生的資產

　　王強是大陸移民圈較早投入當地地旅游業的商人，與蔣國兵有相似之處，王強是中國的“神童”，是當年中國最出類拔萃的大學生，18歲大學畢業，21歲取得碩士學位，以后轉至美國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

　　他的經驗是，無論你有多高學歷，以往做過多高位的老總，來到加拿大就是從零開始。“以前再多么偉大都應該忘記。”

　　王強稱，“人生總有起起落落，吃苦本來就是一生的資產，華爾街有多少大公司是經歷了多少次關門的危機后才壯大起來的。大浪淘沙，不相信眼淚。如果小事都做不好，1萬元的生意都不行，怎么可能讓你做10萬元的大事，所有的事都是靠你自己來證明，不是拿著學歷來說，別人是要看到你現在真正能做出什么。怨天尤人、過高幻想都是沒用的。”

　　但王強是否屬于移民中的幸運兒，有些博士可能沒有如此好的際遇呢？王強對此大為駁斥，他說，“所有幸運都不是偶然的，成功也是經歷很多失敗的，只是每個人的心態不同。世界上的事實際上很簡單，比我們有錢的人數不清，比博士更有知識的人也無數，我們只是為著生存不去幻想，我剛來時與太太一起去賣過花，記得第一天賣了13元，除去自己吃用及車費，就剩下一元錢。剛做旅游生意時，口袋中僅有1萬美金，半年沒有生意，也就這樣熬下來了。”

　　王強不太愿意談更多的個人順逆境遇，不過他最實在的話總是掛在嘴上，“從零做起，從小事做起。”

　　抱怨、嘆氣自傷銳氣

　　在中國名牌大學取得物理學博士的許杰，因太太及孩子學業的關系，3年前移民多倫多，但一直未找到專業對口工作，曾經在電子廠做裝配工作，去年經朋友介紹，得到一家美方老板的看重，轉往美國做中國與北美醫療商品貿易工作。

　　他從網上得知蔣國兵的自殺慘劇的新聞，他表示，蔣國兵自殺案為什么在華人社會這么轟動，最主要的是看到他的博士學位，如果只是一個勞工或是偷渡客自殺，會不會如此有反響，相信大家都有答案。這就是華人社會心理的誤區，實際上博士并不意味著生存能力強過他人，在鄉村他可能及不上一個農民十分之一的生存能力。為什么有些人會覺得博士的遭遇就特別值得同情，反過來，博士找不到好的工作難道就應受社會的歧視，這是華人社會重學歷的錯誤觀念。

　　許杰自己也曾經歷過挫折，他曾獲得過專業工作，因公司內的歧視爭斗而失去，他也有過心灰的時候，回想過去他感嘆的表示，“看著年歲已不小，生怕失去自己價值，有時會很緊張，但越嘆氣人就越灰心，幸虧有以前一幫同學、朋友開導、幫助，才有解脫的機會。他指出，那種只知抱怨的人，你再給他機會，也是一事無成的，因為他不能腳踏實地去做事，也不會愿意交更多朋友，最終還是獨自嘆氣，在社會上闖不出來。中國人迷信說，不要隨便嘆氣，不是沒道理的。”

　　許杰認為雖然加拿大就業環境不及美國及其他經濟發達地區，但人只要會變通，一樣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出路。

　　博士光環的反差令人抬不起頭

　　實際上在華人移民圈中，擁有博士頭銜而改行者大有人在，有開貿易公司，有經營服務業，有開便利店等等，他們都是勇敢面對現實，再次挑戰自己的生存能力。但博士的光環依然在他們心中，時常反令他們不敢以此示人。

　　記者曾電話或當面采訪過幾位博士，或許因為他們自感現在行當“低人一等”，有人就非常擔心自己身份的曝光，死活不愿談論個人的經歷及感受；有人愿意分享個人心得，卻受到家人的厲聲斥責，反復擺手搖頭阻止采訪。

　　自然保護個人隱私無可厚非，但在交談中仍能感受到，博士頭銜在他們及家人心中的壓力以及對過往輝煌的留戀。有東歐的博士、碩士可以站在主流社會中，喊出“我找不到專業工作，所以才去開出租車。”但對于華人高學歷者而言，能夠勇敢道出心聲者少之又少，文化背景的不同，也導致表達方式的相異，即使很多人私底上有無數的抱怨或是自生悶氣，但不會為公眾所知，更談不上受到主流社會的理解。走出心靈的困境，往往比創業更難。(王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