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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中國、韓國及其他東亞國家的崛起，東方和西方的接觸與交流達到前所未有的頻密度。然而，眾所周知，東西方之間一直存在著基本的文化差異及不同的信仰和原則，因此兩方關系一直以來也就很微妙，時好時壞。

　　更加令人困惑的是，西方人和東方人的文化究竟為什么會根本不同，學者自古以來都沒有確切的理論。

　　一百多年以來，西方心理學家的學術研究都在假設，不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世上每個人的思維都是由同一套認知程序(cognitive processes)操控的。

　　直到近幾年來，研究才逐漸顯示東方人和西方人的感官意識(consciousness)和感知世界(perception)也存在著基本的差異，以致文化心理學和文化社會學日漸受到重視。

　　換言之，東方和西方的鴻溝不僅限于一般的文化差異，比如稱呼某人的方式、餐桌上使用餐具的方式，抑或是長輩和小輩之間的關系；而其實兩者之間的文化差異也普遍且根本地存在于我們的世界觀中、邏輯思維中，甚至我們的意識中。

　　　　西方重解析　東方看整體

　　日本慶應大學心理學研究人員幾年前就進行了一系列實驗，讓日本人和美國人分別觀察了一些木制的金字塔狀物體，并告訴他們，這些物體名叫“daxes”。

　　接著，兩組人也看了兩盤東西：一盤盛的是其他形狀的木物體，另一盤盛的是其他材料制成的金字塔狀物體。

　　當被問及哪個盤子里有更多“daxes”時，美國人也不管物體是由什么材料制成的，便指向了金字塔狀物體。日本人則恰恰相反，他們不考慮形狀，指向了盛有木制物體的盤子。

　　研究人員認為，實驗結果顯示了人們在感知世界時的基本差異。美國人感知的世界由不同形狀的物體組成，因此由“解析思維”(analytic mind)主導。而日本人感知的世界由相關物質組成，因此由“整體思維”(holistic mind)主導。

　　簡單來說，西方人大多關注具體問題和細節；東方人則主要從整體結構思考問題。換句話說，西方人看到的世界是直的平行線，而東方人看到的世界是圓的。

　　這觀點看似老掉牙，但如今，美國密歇根大學的心理學家理查德·尼斯貝教授(Richard Nisbett)指出，這種差異還包括東方人和西方人看待周遭世界的方式。

　　由尼斯貝教授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比較了中美學生在觀察圖片時的眼睛轉動。這些圖片由物體和特定背景組成(例如草原里的一頭獅子)。心理學家發現，美國學生專注于中心物體(獅子)，而中國學生花更多時間觀察背景(草原)，透過環境看物體。

　　另一項實驗中，研究人員讓這兩組學生觀察并形容印有池塘和魚的照片，結果美國學生多是把注意力放在池塘里的魚上。

　　比如，美國學生會說：“看起來有一條魚正游向右邊。”而東亞學生則傾向于關注池塘周圍的情況，他們會說：“有一個湖或池塘”。

　　東亞社會有固定角色關系

　　心理學家解釋：“東亞人生活在相對復雜的社會關系網中，有固定的角色關系。因此，關注背景對有效的職能運作非常重要。相比之下，西方人生活的社會約束較少，強調獨立性，他們可以較少關注環境。”

　　而觀察世界策略的不同，也延伸到更抽象的領域，例如對因果關系的理解。斯坦福大學的邁克·莫里斯(Michael Morris)與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彭凱平，對中英文報章上的犯罪報道進行了深入分析。他們發現，英文報道往往關注罪犯的個性特點；中文報章的報道則強調背景，例如罪犯的出身與人際關系等等。

　　根據尼斯貝教授的說法，由于受到“解析思維”的主導，這種對個性特點而非背景的強調，會讓西方人更容易犯下所謂的“基本歸因錯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這意味著，如果犯下這種錯誤，焦慮的面試者就會被認為天生緊張，所以不適合壓力太大的職位。又如，當銷售代表的業績不理想時，銷售經理傾向于將其歸因于下屬的懶惰而不是客觀外界條件的影響。

　　尼斯貝教授的研究因此顯示，東方人因“整體思維”更容易注意到重要的環境因素，并認識到它們也會產生影響，因此犯下“基本歸因錯誤”的幾率較低。

　　其實，尼斯貝教授等人的研究顯示，東西方文化在邏輯觀念上也存在著基本的差異。比如，面對同本身想法有悖的觀點時，美國人會進一步增強自己的觀點，駁斥他認為不太正確的觀點。相反的，亞洲人則更加容易改變自己的立場，承認即使不太正確的觀點也有可取之處。

　　這也反映了西方人痛恨矛盾，東方人則認為矛盾有價值。這差異似乎有其深層根源：西方社會邏輯學的傳統可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奠基人亞里士多德曾明確指出不容許矛盾的存在，而東方哲學家如孔子和墨子則沒有這樣的看法。

　　無論如何，這些認知上基本差異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學者還在摸索當中。

　　　　全球化底下的新氣象

　　當然，有人質疑尼斯貝教授的研究，也有人質問東方人和西方人的定義是什么，比如說居住在美國和歐洲國家的人就能籠統稱之為西方人嗎？居住在亞洲國家的人就是東方人？難道新加坡人、中國人、韓國人、日本人之間就沒有差異嗎？等等。

　　但總的來說，一百年前的金科玉律打破了，近年這些研究成果的意義比想象中的還要深遠。

　　許多曾經沒有答案的問題也似乎找到了曙光。為什么中國人強于算術而弱于幾何，而希臘人卻恰恰相反？為什么西方人的嬰兒學起名詞來比動詞要快，而東方人卻截然不同？

　　現在，我們可以從根本上去分析，為什么東亞人了解不同形勢和事件之間的關系，能力比西方人來得強許多？為什么西方國家對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較有好感，而往往不贊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非西方國家，卻剛好相反？

　　最耐人尋味的是，尼斯貝的研究也顯示，長期旅居東方的西方人和移居西方的東方人，在實驗中的表現都介于東西方之間，并沒有顯示西方人“解析思維”或東方人“整體思維”的特征。這預示著，全球一體化的時代，在人文思想上或許會出現新氣象。

　　一道文化上的鴻溝橫亙在孔子的后學和亞里士多德的后學之間，然而，我們是不是可以通過認知過程本身的可塑性，慢慢消除東方和西方之間的鴻溝？

　　尼斯貝在他的著作中指出，東西方日益增多的聯系，很可能產生新的感知世界的方式，這會給兩種文化都帶來益處。我也在想，這會不會是新加坡教育部所說的“雙文化”的根基呢？

　　(摘自新加坡《聯合早報》；作者：蔡永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