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是一架度量人性的天平。

　　天平的一端,是上百萬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危;天平的另一端,是個人和集團的私利。孰重孰輕?答案不言自明。然而,近期,達賴喇嘛和達賴集團卻用行動作出了與善良的人們截然不同的判斷。事實證明,他們對自身政治利益的孜孜渴求,遠甚于對他人生命的關注,所謂“人權(quán)”與“人性”,不過是他們障人耳目的偽裝與借口。

　　近來,達賴在忙些什么?他忙著在英國議會下院舉行的所謂“中國人權(quán)問題聽證會”上“作證”;他忙著透過媒體“敦促”國外政府“就‘人權(quán)問題’向中國發(fā)出更加明確的信號”……

　　此時的達賴,全然無視在抗震救災斗爭中奮力拼搏的中國人民正在書寫中國人權(quán)事業(yè)的壯麗篇章——不畏犧牲、義無反顧躍出機艙強抵震中的傘兵背影,詮釋的是中國人對生與死的深刻理解;不顧自身傷痕累累也要奮力扒開廢墟的營救人員,發(fā)出的是中國人對生命的深情呼喚;天安門廣場上半降的國旗,寄托的是中國人對逝者的哀悼追思……在突如其來的災難降臨之際,“生命至上”,不論國籍不分種族,每一個生命都最大限度地獲得了支撐;“以人為本”,無論生者還是亡靈,都享有關愛和撫慰——中國政府和人民用實際行動,表達了對生命與人權(quán)的尊重與珍視,贏得了全世界的驚嘆和認同。

　　相形之下,四處鼓吹“人權(quán)”的達賴為西藏乃至中國的人權(quán)發(fā)展作了哪些實質(zhì)貢獻呢?在他曾經(jīng)統(tǒng)治的舊西藏,實行的是20世紀最為黑暗殘酷的政教合一封建農(nóng)奴制統(tǒng)治。當時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nóng)奴甚至連全家老小的性命都操控在統(tǒng)治者的股掌之間,從未敢企盼過擁有作為“人”的權(quán)利。

　　人們要問:他所說的“人權(quán)”,到底是什么?

　　當數(shù)以十萬計的搜救人員在前線為搶救每一個生命而晝夜奮戰(zhàn)的時候,當后方民眾徹夜不眠為災區(qū)群眾牽掛祈福的時候,當無數(shù)建設者宵衣旰食為百萬災區(qū)同胞重建家園而殫精竭慮的時候,一向以“悲憫”面目出現(xiàn)的達賴卻在忙于自己的“政治之旅”,忙于在德國召開為其造勢的媒體見面會。盡管,就在他的演講場外,中國留學生正自發(fā)組織抗震救災募捐,很多德國民眾慷慨解囊;盡管,在震中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有超過一半的居民是藏族同胞。

　　人們要問:他所鼓吹的“人性”到底在哪里?

　　當數(shù)以萬計的同胞命懸一線,急待救助的時候,自稱“釋迦比丘”的達賴首先做的不是體恤蒼生,而是再一次置包括藏族同胞在內(nèi)的災區(qū)人民的生命與福祉于不顧,反而借自然災害不遺余力地挑撥藏漢民族關系、制造各種事端;繼續(xù)打著宗教的旗號,為他反復鼓吹的“大藏區(qū)”而四處游說。

　　在危難時刻,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為謀取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忙碌的達賴。

　　事實證明,達賴口中的“人權(quán)”與“人性”,不過是其謀求“西藏獨立”而打出的幌子。

　　與此同時,達賴集團下屬的“藏獨”組織也妄圖趁火打劫,加緊籌劃所謂“流亡藏人徒步返藏活動”,拼湊人馬沖擊中國駐外使館,瘋狂叫囂將阻撓奧運圣火在西藏的傳遞。對此,一貫與激進的“藏獨”分子紅白臉對唱的達賴頗具威脅意味地表示,“越來越多主張與中國武力對峙的極端藏人正在對我的和平對話失去耐心。”

　　這一次,達賴集團將他們一直遮遮掩掩的政治圖謀赤裸裸地擺上了前臺。

　　表面以“西藏人民的代言人”自居,實則為小集團的政治私利而不惜鋌而走險,達賴集團的真實面目昭然于天下。

　　達賴和達賴集團為何寧肯冒天下之大不為韙也要極力“表現(xiàn)”?

　　因為,“藏獨”分子搶奪奧運火炬的鬧劇,遭到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的譴責,也讓達賴集團“支持北京奧運”的謊言大白于天下;因為,在德國波鴻,舉著“達賴喇嘛,停止你的謊言”的標語,呼喊著“給我們宗教自由”的藏傳佛教信徒開始令很多西方民眾感到迷惑,進而對達賴作為宗教領袖的仁慈產(chǎn)生了懷疑;更因為,此次中國政府和人民在抗震救災中的實際行動,給達賴的“人權(quán)”謊言以最有力的回擊。

　　這一切,讓達賴集團有失去話語權(quán)、喪失生存空間之虞。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如今的達賴集團以及他背后的支持者是何等的焦慮。在英國《金融時報》看來,近來,一向以樂觀與微笑著稱的達賴現(xiàn)在表現(xiàn)出的是一種抑制的、近乎消沉的心情,在接受采訪中流露出一種與日俱增的無奈和挫折感。

　　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曾一語中的:如果我們在西藏問題上只看到達賴喇嘛的微笑,那么這就說明我們看重的是西藏問題給我們帶來的象征意義,而不是西藏本身。

　　那么,被某些西方勢力看得比西藏本身更為重要的“象征意義”是什么呢?無非是他們自以為擁有道德制高點的“人權(quán)問題”。

　　在舊西藏,達賴集團有著并不光彩的“人權(quán)記錄”,而流亡海外后,達賴集團所做的,只有不斷釋放制造藏漢民族矛盾的危言蠱惑。而其“人權(quán)衛(wèi)士”的光環(huán),恰是依靠不斷批評中國的所謂“人權(quán)問題”而被某些別有用心的西方勢力極力涂抹上的。

　　當真實的陽光普照大地,用堆積謊言虛構(gòu)的光環(huán)將黯然失色。

　　達賴或許還將繼續(xù)“表現(xiàn)”下去,無論是為所謂“藏獨”而興風作浪,還是為所謂“人權(quán)”而放言聒噪,但,在事實面前,謊言永遠是虛浮的,說謊者注定是徒勞的。(葛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