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在毛主席“實事求是”精神的指引下，中央治藏方略與時俱進

　　西藏和平解放五十余年，與半個世紀前相比，西藏高原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1994年和2001年中央召開第三次、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以后，在全國人民的支援下，西藏步入了跨越式發展的快車道，極大地縮小了與內地發達省市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與全國各族人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共同走上繁榮之路。

　　現在，重溫毛澤東同志對西藏工作“慎重穩進”、“抓好民族和宗教兩件大事”等指示，由衷敬佩其戰略目光之深邃，實際運用之善妙，對西藏現在及將來的工作，仍有很強的指導意義。

　　慎重穩進的方針

　　1949年，英勇的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席卷、橫掃舊中國大陸，新中國如黎明之紅日，噴薄欲出。毛澤東的目光已及時掃視到封建農奴制度下的西藏高原。1949年8月6日，毛澤東給酣戰西北的彭德懷發電指示說，“班禪現在蘭州，你們攻蘭州時，請十分注意保護并尊重班禪及甘青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

　　這是目前所看到公開的毛澤東同志第一個有關西藏工作的指示。

　　當時的西藏，由帝國主義培養的分裂分子把持地方政府，驅趕了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人員，積極謀劃“西藏獨立”。國際上英、美等外國勢力公開在輿論和其他手段上支持西藏地方政府的分裂傾向。反動而自大的西藏地方政府乘勢擴充藏軍，在藏東沿金沙江部署，欲以武力抗拒祖國統一。

　　初始，我們黨還沒有在西藏開展工作的經驗，一是沒有內地的革命經歷和群眾基礎；二是各種物資十分匱乏；三是面對西藏頑固的僧俗上層集團。一貫實事求是的毛澤東，針對西藏政治、歷史和民族宗教習慣的特殊性，對我黨在西藏的初始工作制定了“慎重穩進”方針。

　　在1950年6月6日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講話說，“團結少數民族很重要。全國少數民族大約有3000萬人。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須謹慎對待。我們無論如何不能急躁，急了會出毛病。條件不成熟，不能進行改革。一個條件成熟了，其他條件不成熟，也不要進行重大的改革。”他在給西藏工作的具體指示時強調說，“我們在政治上必須采取極端謹慎的態度，穩步前進。”

　　正是由于從實際出發，采取了不同于內地和其他民族地區的特殊政策。不觸動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舊西藏封建農奴制度，不進行改變舊西藏地方政權結構的革命，而是在具體行動上以驅逐帝國主義勢力、行使我對西藏的領土主權為主。在“慎重穩進”方針的指引下，重點團結西藏民族、宗教和上層愛國人士，嚴格執行解放軍紀律，積極爭取群眾支持，真誠地改善貧苦農牧民的生活，以實際行動消除歷史上反動統治階層造成的民族隔閡，成為進軍西藏初始階段我黨在西藏所有工作的主題。

　　由于堅決地執行了黨中央有關西藏的方針政策，在短短的時間里，進藏人民解放軍和干部就贏得了西藏群眾尤其是廣大農奴的心，我黨在西藏初期工作的局面迅速打開。

　　十七條協議簽訂后的第三天，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中央軍委關于進軍西藏的訓令。訓令第三條說，“此次進軍系在和平協議下的戰備進軍，各部萬勿以和平協議已成而松懈戰斗意志與戰斗準備，因協議雖然簽字，但尚未付諸實施，同時帝國主義必會用各種陰謀手段來破壞我們和平解放西藏的實現，因此應提高警惕性，隨時都有應付意外情況的充分準備，同時加強部隊的政策紀律教育，以保證解放西藏鞏固國防任務的圓滿實現。”毛澤東同志從戰略上宏觀把握西藏走勢、對西藏實際工作慎之又慎的心情躍然紙上。

　　時至今日，穩定仍然是西藏的頭等大事。境外達賴集團存在一天，他們分裂祖國的行為就一天也不會停止，他們隨時會成為西方反華勢力的走卒，干擾破壞中國的發展大局。我們一天也不可掉以輕心。當初人民解放軍在復雜的背景下，紀律嚴明，積極發揮黨的優良傳統，誠心誠意地為西藏各族人民服務，在民族關系上平等待人，在每一個細小的事情上謹慎處事，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以實際行動維護民族團結，尤其是團結當時的西藏上層民族宗教界人士，贏得了人心，贏得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贏得了1959年的平叛斗爭，贏得了民主改革的偉大勝利。現在，西藏在改革開放中已打開了大門，在全國人民支援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群眾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與境外達賴集團的分裂與反分裂斗爭形勢依然嚴峻，毛澤東同志閃耀著實事求是光輝的指示，仍是西藏當前工作的法寶。

　　抓好民族和宗教兩件大事

　　我們黨在建國初期民族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從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消除剝削和壓迫，實現各民族政治權利的平等。

　　時過五十多年，我們再重溫毛主席對西藏問題透徹認識的要求，由衷敬佩黨的領袖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正確處理我國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的遠見卓識。

　　1950年初，毛澤東致電中央諸多領導同志時，就指出，“進軍及經營西藏是我黨光榮而艱苦的任務。”十七條協議簽訂的當天下午，毛澤東聽取簽字情況的匯報。他向18軍軍長張國華仔細詢問了進藏部隊適應高原、思想和生活的情況，語重心長地叮囑說，“你們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問題這兩件事，一切工作必須慎重穩進。”三天后，毛澤東在修改人民日報社論時，加進了如下一段話：“一切進入西藏地區的部隊人員和地方工作人員必須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須恪守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必須嚴守紀律，必須實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價交換原則去進行的貿易，防止和糾正大民族主義傾向，而以自己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為西藏人民服務的實踐，來消除這個歷史上留下來的很大的民族隔閡，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一口氣提出五個“必須”，可見對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執行要求之嚴格。

　　根據和平解放西藏協議，進藏初期，我黨沒有觸及西藏社會制度的改革，而是保留其社會體制，尊重其民族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進藏部隊在貫徹執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問題上，既堅決又細致。1950年1月15日，鄧小平在重慶給18軍師以上領導安排進藏任務時強調，西藏是少數民族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均有特殊性，政策性很強。解放西藏有軍事問題，也有政治問題，但軍事與政治比較，政治是主要的。政策問題極為重要，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飯。不久，西南軍政委員會和西南軍區聯合發出《進軍西藏各政策的布告》，在進藏部隊全體官兵中普遍進行了民族、宗教政策的學習教育。擔任進藏部隊主力的18軍，每個官兵人手一冊《進軍守則》，守則有34條，對尊重民族習慣、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作了嚴格的規定，諸如不得有對宗教不滿言論；保護喇嘛寺廟，不住寺廟，不住經堂，甚至連不得隨意撫摸佛像，不得在藏胞面前吐痰、放屁，不得在寺廟附近捕魚、打獵、打鷹，藏人送哈達時，要回敬哈達等，都一一詳列，考慮之細，令人嘆服。

　　正是因為進藏部隊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黨中央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深得藏族人民的真心擁戴，稱之為“金珠瑪米(菩薩兵)”。

　　西藏有著其他民族地區無法比擬的特殊性，即：西藏是藏族占總人口比例最高的自治區，藏傳佛教在廣大群眾中有很深的社會基礎。幾十年過去了，我們黨制定了若干符合實際的民族區域自治法規和條例，大批民族干部進入各級領導崗位，藏民族的語言、民族文化、民間藝術、宗教文化得到傳承和保護。藏民族在祖國大家庭中，民族平等的權利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受到憲法的保障，民族自治區也在憲法的框架中充分地行使著民族自治權利。(劉偉)

　　(作者為新華社人事局局長，西藏分社原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