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新階層人士制造媒體事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曾被評為去年中國首富的張茵女士提案認為，新實行的《勞動合同法》是鐵飯碗，應該取消。消息披露后，不少人認為這是為富人階層說話，并倡導富人階層的政協委員應該為勞工者說話；但也有人議論，富人委員為本利益集團說話反而是好事，可以不戴虛有的“公共利益”面具說話。筆者認為，張茵的觀點是否正確是一件事，但爭論反映的卻是政協內部的機制性問題。

　　實際上，作為私營企業主，張茵委員從其利益集團立場出發提出上述提案，撇開其觀點的正確或完善與否，從理論上無可非議；要求富人階層的委員為勞工階層說話，屬于道德上的要求，而非機制上的要求。

　　通過這一事件及其爭論，人們應該思考的問題是：為什么在政協內部沒有來自勞工階層的聲音？若有來自勞工界的代表發出本集團的聲音，那么人們希望看到的兩會內部所謂“依法辯論”的情況就能成為現實，兩會作為權力監督機制之一，也就能夠開始發揮其作用。

　　這樣說，實際上已經切入兩會的某些機制的改革或完善問題，也涉及人們呼喚已久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否可以從兩會機制的改革找到雛形。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政治體制改革和權力監督已經刻不容緩，而每年例行的兩會，若每年都能架構一些新的元素，假以時日，相信可以為中國式的政治體制改革找到一個方向。

　　從現實情況來看，如上所述，中國社會結構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而發生的變化，得以反映到作為權力監督機構的兩會之中，這是中國社會變化到政治變化的一個必然現象。

　　用學術語言來說，兩會內部應有利益集團代表的平衡和利益集團之間博弈的平衡，這實際上涉及到未來兩會機制改革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以及“新階層人士”在進入體制后，究竟為現有體制所同化，還是能夠帶進一些新鮮的血液和思維，在實現自我政治抱負的同時，也能為中國現有政治體制的完善做出一些實際上的貢獻。

　　筆者之前曾有論述，每年例行的兩會，從機制上面臨代表和委員遴選機制的完善、兩會內部表決和辯論程序、兩會委員的適度專職化問題，以及兩會與執政黨的關系問題等。

　　其中，與執政黨的關系是一個需要從更大框架來思考，也需更為縝密構建和操作的問題，但就兩會內部運營而言，實際上涉及到四個問題：一、代表和委員遴選的機制化、公開化和平衡性；二、代表、委員監督的程序化；三、監督的專門化；四、監督的有效化。

　　這其中，遴選機制的平衡性和公開性就涉及到兩會代表、委員的來源，必須最大程度地覆蓋中國已經發生了變化的社會結構的廣泛性，不然監督就失去了基礎。其間的操作如何展開，還有監督程序化和專門化，尤其是最后如何真正做到有效落實，都值得人們思考和探討。

　　當然，兩會機制的改革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但只要目的明確，每年都能架構一些新元素，假以時日，幾年后也許就是一大步。(邱震海)

　　(作者系鳳凰衛視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