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頭看今年兩會，一些代表委員之間不時迸發的觀點辯論，成為一道搶眼的“風景”。張茵委員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應取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等提案，孫淑義委員“投資300億元建‘中華文化標志城’”的發言，曹淑敏委員的“手機通話費不是高收費”等觀點，都遭到了其他委員的反對，而圍繞著“急救基金該不該建”的問題，凌鋒委員和鄧小虹委員也展開了激烈“交鋒”……這種意見辯論的場面，在此前極為少見。

　　從歷史的角度看，兩會的會風一度曾給以不夠活潑的印象，但隨著政治民主化的推進，“只說好話、少說或不說壞話”的情形已大有改觀，近年來的兩會上，追問民生問題、批評政府部門失責的“直言代表”、“放炮委員”越來越多。

　　不過，前些年一些代表委員的激烈發言，多是單向的意見表達，而不是雙向的乃至多向的思想交鋒，這種缺乏對抗性、辯論性的參政議政模式，還稱不上是民主政治的理想境界。

　　表達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當然并非所有的意見表達都能轉化成公共政策，其間如何取舍，就需要通過辯論這一民主程序，實現公開、公平框架下的意見博弈，以最大限度地達成社會共識與和解，尋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不難想象，如果缺乏包括政治辯論在內的意見交鋒，公共政策即使是“一致通過”，也可能隱匿了重大分歧和缺陷，其民主性和科學性是十分可疑的，而且也不利于選民和社會有效地監督民意代表。

　　唇槍舌劍的“肉搏政治”當然不值得效仿，但一團和氣的政治形態，也不利于民主政治的成長和成熟。正是從這個意義而言，此次兩會期間出現的政治辯論，意味著代表委員的言說姿態在完成從“一團和氣”向“諍言”的初步轉型后，正在萌生從“諍言”向“辯論”的更深層次的轉型，它將成為中國兩會會風的一個重要拐點。

　　現在的問題是，兩會上的辯論還不夠多，比如，有代表、委員提出了“‘釘子戶’對房價上漲有責任”、“我國不存在‘上學難’、‘上學貴’”等觀點，雖然引發社會輿論的強烈關注，卻未在兩會這一重要的公共政治平臺上引發充分的公開辯論———盡管這些觀點都涉及重要的民生問題。

　　要改變“兩會”中辯論不足乃至辯論缺失的狀態，首先需要解放思想，擺脫辯論就是制造政治混亂的觀念誤區，為鼓勵、促進辯論塑造更加開放、包容的政治環境，并從制度安排上強化兩會的辯論機制。在這方面，廣州政協已經邁出了有益一步，在今年年初召開的廣州市政協會上，特地設置了“即席發言”環節，為即興式的政治辯論創造了契機，在三個多小時內，17名委員爭搶話筒，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機制的生命力。

　　辯論要成為兩會常態，還有賴于代表、委員的意識自覺和參政能力。這既需要代表、委員們打破不傷和氣的“面子”哲學，習慣于在辯論氛圍中進行政治表達和利益博弈，更需要他們提高“敢于辯論”、“善于辯論”的技巧。從這個意義而言，張茵代言自身所在的利益集團并非其“原罪”，指責其“為富人說話”也未必站得住腳，但當廣東一位工會副主席提出與其公開辯論時，張茵卻拒而不辯，并且不再回應媒體的追問，這或許才是真正令人遺憾之處。

　　至于會場之外的民間社會、公共輿論，亦應推動兩會的政治辯論。事實上，圍繞著張茵提案、“中華文化標志城”等議題，已經引發了巨大的社會爭議，并呈現出會場內外辯論的互動效應。辯論的向外延伸，有利于會場外的輿論和民意進入會場，更為直接地介入利益博弈和公共政策的制定，進而提高民主政治的質量。

　　尤為重要的是，在利益多元化的年代，只有推選出敢言能辯、具備優秀從政能力、真正代表不同利益階層的代表委員，兩會的辯論才能形成良性博弈，從而推動民主進步。(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