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真正的危險，是我們整體文化水平的降低”

　　百余年來，無數仁人志士在中西文化交匯中，探索社會進步的真理和改造中國文化的道路，有人甚至為此犧牲。我們需要了解、尊重和繼承他們的努力，繼續前進，完成創造新文化的歷史使命

　　讀經解決不了定位的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不少人在擔心，中國人將在精神上失去自我，因而提倡發揚儒家精神，讀經等等，中國是正在興起一場復古運動嗎？

　　資中筠：我總感覺，這樣的一種思潮或是“運動”，其實是媒體炒出來的。真正在做這些事的人，是很少的一部分人。現在有幾個學生真的在讀經？這種東西，先不管你贊成還是反對，它起不了多少作用。有人主張以儒教為國教，行得通嗎？根本行不通。所以這場“運動”實際的影響力和聲勢，并沒有想象得那么大。

　　我認為，今天的危機，還不在于傳統文化怎么樣了，而是在于，經過了歷次政治運動以后，我們整個社會，特別是讀書人的文化水平和獨立思考能力降低。當文革結束后，改革開放，各式各樣的外來東西都洶涌而入的時候，中國已經是在一片沙漠之上來接受這些東西了——本來在各行各業都應該有高水平的文化知識分子引領潮流，做出判斷，結果斷裂了。于是面對外來的東西無所適從。我們很難去進行選擇，沒有了選擇的能力和判斷力。這種情況下，最容易吸收的東西，往往不是別人的精華，而是最膚淺、最庸俗的東西。也就是說，你要去吸收別人東西的時候，你自己站在什么地方？你腳底下的土壤是什么？——這是靠讀經解決不了的。

　　我們仍需要呼喚德先生和賽先生

　　中國新聞周刊：那么說到我們腳底下的土壤，你認為如果沒有外力的侵入，從我們的儒家傳統中，可以生長出現代化來嗎？

　　資中筠：這就要說到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沒有這兩樣東西，能不能前進，實現現代化？不能。它們不是實現現代化的充分條件，而是必要條件。

　　而這些，從我們的儒家傳統中(或是法家或其他家文化傳統中)能不能自然生長出來？不能。至少兩千多年的歷史已經證明，它沒能生長出來。如果沒有近代史上的外力，非常殘酷的外力，屈辱的外力，把這個傳統沖開了，我們都看不到原來人家有這個。現在有人硬要說，我們從《論語》《孟子》里就有了現代意義上的自由平等，我實在看不出來。

　　中國新聞周刊：所以，“五四運動”才會倡導從西方來的德先生和賽先生？

　　資中筠：五四精神，其實不是從1919年才開始的。鴉片戰爭后，中國人開始放眼看世界，有識之士就開始想，我們為什么會是這樣？第一就想到武器不行，要船堅炮利，就開始造武器；然后想光造武器不行，就開始搞工業，才有了洋務運動。學校開始學聲、光、化、電等科學；然后，就是大臣出去考察，有郭松燾這批人，他寫回來的報告，發現人家制度比我們優越;后來，康梁變法失敗，又有孫中山的革命，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的樣子——也就是說，從武器，到工業，到科學，到制度。但是，制度是變了，也有了議會，實質上仍是假共和之名，新瓶裝舊酒。所以，人們覺得，要進一步，思想必須革命。這才有了“新文化運動”，提出德先生和賽先生。當然，有人說，光有德先生和賽先生還不夠，這里沒有講個人自由。但是，起碼德和賽這兩樣東西，今天也還沒有在中國文化中正式扎下根呢。

　　中國新聞周刊：記得你有一篇文章提到這樣一個觀點：西方在從中世紀進入現代社會的時候，也是有一個思想解放的過程，它也不是自然而然就進入現代化的。

　　資中筠：如果西方還是處在中世紀，在天主教廷那樣一統的壓迫底下，它也是進入不了現代化的。西方人經歷了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從14世紀到19世紀，工業革命完成，他們是每解放一點思想，生產力就往前推一步，然后再解放一點思想，所以，到18世紀時，思想家輩出。沒有解放思想，沒有對一個古老文明的改造，你不可能進入現代化。德先生賽先生，其實已經是全人類的共有精神財富。只不過歐洲早一步實現。

　　中國新聞周刊:也就是說，民主、科學、自由，這些是普世的價值觀？

　　資中筠:是的。如果人的天性不愛自由，為什么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把監獄作為一個懲罰呢？但光是人身自由是不夠的，還需要思想自由。人跟禽獸不同，就在于有思想，歐洲發展的過程，就是一個思想解放的過程。宗教革新，也是一點一點來的——先是讓每一個信徒都可以直接看圣經——這是第一步思想解放。所以馬丁·路德先把《圣經》翻成德文。過去只有拉丁文的圣經，老百姓不能看，只有專家才能看，現在大家都可以解釋圣經了，于是出現了不同的教派，也就是對教義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解釋。這還是在基督教范圍內，沒有說可以信別的教。但是已經有了一些宗教自由了。你可以自己與上帝通話，你也可以不用去教堂做禮拜，在家就行。這個過程，就有流血斗爭，產生了區別于舊式天主教的新教，如公理會、圣公會等等教派，這個過程有一二百年，這樣，慢慢地，達到信仰完全自由：可以信任何宗教，也可以什么教也不信。

　　所以，我覺得現在需要的，不是回歸。我絕對不反對中國人多受一點傳統文化熏陶，但是有一些人的想法，是以這個(傳統)來抵制西化，首先，是不可能的，第二，中國人也不可能完全西化。這么大一個國家，13億人口，怎么西化？根本不可能。

　　從布魯諾與方孝孺這兩位烈士說起

　　中國新聞周刊：你提到德先生和賽先生還沒有在中國文化扎下根。德先生或許不是中國自來就有的東西，那么賽先生，科學的東西，中國古時不是有四大發明嗎？

　　資中筠：中國是有四大發明。但是，首先，中國的古代科學，沒有理論的總結，都是器物方面的發明。沒有物理學，沒有化學，都是智慧的聰明的工匠的經驗累積。而且，這些經驗也無法普及，沒有群體，沒有一個機制，讓這些經驗再上一個臺階。這和歐洲的科學發展是不一樣的。

　　中國的科技發展，大都是為皇家的需要，不是市場、大眾的需要。在當時的體制里受重視的不是工程師、科學家，而是搞政治的。所以中國的政治文化非常成熟。但是在科學理論方面，制度是不鼓勵發展的。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里講過布魯諾與方孝孺的故事。方孝孺是明朝初年最德高望重的儒生，被明太祖朱元璋任命為皇太孫朱允(建文帝)的老師。他后來堅拒為奪位的燕王朱棣(永樂帝)起草登基詔書而慷慨赴死，不但被“磔于市”，而且“滅十族”——連沒有血緣關系的學生也受株連。

　　我至今記得當年老師在課堂上講到這一段時激昂慷慨的神情，使我們都對這種大義凜然的精神由衷敬佩。

　　方孝孺死難的年代是1402年。過了近二百年，意大利人布魯諾以傳播異端于1600年被羅馬教廷處以歐洲當時的極刑——烙刑。他在獄中七年，援引教義為自己辯護，只是堅決不肯接受他可以獲得赦免的惟一條件——否定“日心說”。其捍衛真理，寧死不屈的精神永為后世所稱道。

　　就抽象的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魯諾都是錚錚鐵漢，為捍衛自己認定的“理”寧死不屈。但是他們各自捍衛的“道”和“理”卻有天壤之別。布魯諾為之奮斗的，可以把人類的智慧向前推動一步，而方孝孺為之犧牲的，是朱元璋的孫子還是兒子應該當皇帝，這里面有什么顛撲不破的真理嗎？于國于民究竟有什么區別？何況這甚至都不是改朝換代，明朝就是朱家天下。至少從秦統一中國的兩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國士大夫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盡聰明才智，獻出理想、忠誠，多少人為之拋頭顱、灑熱血，這種努力推動歷史前進了么？

　　我們應學會以平和心態與外國打交道

　　中國新聞周刊：為什么中國人時不時會忽然一下子覺得，我們要西化了!一種民族主義的東西就冒出來了？

　　資中筠：這常常是感覺上與我們同西方處于一種“不平等”的地位有關。現在，中國的國際地位確實是提高了，但是面對比較強大的國家，還是有種不平等的感覺，因此就把國家關系跟文化的交流和互相吸收，互相影響，混為一談。還有由于我剛才講的經過歷次政治運動造成的文化水平總體下降，在知識界有一種焦慮，感到失去了文化上的自我表現認同，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人們常常談，為什么我們翻譯的外國的書，遠遠超過外國翻譯中國的書？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你要知道，這應該是一種很自然的互相交流的過程。這與愛國不愛國關系不大。

　　如果別人是有精華的，我們就老老實實學習。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在學了一點之后，經濟上剛剛取得一些成績，又產生一種虛驕之氣，回過頭來說，我何必學它呢？這種猶豫，來來回回是非常多的，日本就不這樣。我最近還在一個會上碰到一位日本學者。他說日本沒有中國這種包袱。它在維新的過程中，看見什么好就學什么。

　　原來日本的文化傳統是漢學，后來它拋棄了漢學，學“蘭學”——指荷蘭，因為它最初接觸的西方國家是荷蘭。這個時候，它放棄學中國并不是因為要仇恨中國，它就是覺得這個對我有好處，漢學對我的現代化已經沒好處了。這是一種比較簡單一點的心態。不是學著學著就想，我憑什么學你，我老祖宗比你還闊呢。我們要拋開兩種思維：一是動不動就說我當年多輝煌，好漢不提當年勇；二是我現在倒霉的事都是外國人造成的，其實現在已經不是了。

　　中國新聞周刊：在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你認為中國人學中文重要還是學英文重要？

　　資中筠：中國的古典文化非常豐富，還有十分精致高雅的審美品味(現在被低俗的東西沖擊殆盡)。我特別認為現在中國人應該多學中文。實際上現在大多數的父母，從幼兒園就讓小孩念英文。用他們的話來說，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他們認為小孩將來的前途在他英文好不好。中文根本就被忽視。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一個國家的人，他的文化水平拿什么來衡量？除了專業之外，他的基本文化水平，就是他本國的語言和文字的能力，加上他對本國歷史的了解。這兩樣東西，現在都沒了。這倒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你要是這些都不知道，會非常容易盲從，對于到底該要什么西方的文化，也不知道。

　　所以我說，真正的危險是在這個地方：是總體文化水平降低，而不是要“西化”還是要傳統的問題。

　　百余年來，無數仁人志士在中西文化交匯中，探索社會進步的真理和改造中國文化的道路，已經做出很大的成績，有的甚至為此犧牲，這是一份寶貴的遺產，也是傳統的一部分。

　　許多我們今天爭論的問題，他們早已論證過，并且非常深刻。我們需要了解、尊重和繼承他們的努力，然后在這基礎上繼續前進，完成創造新文化的歷史使命。

　　(資中筠，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曾任美國研究所所長。)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黃艾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