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19日電 香港文匯報今天刊發時事評論員余永勝的文章說，9.18事變過去整整75周年了。當年的當事人大都已經逝去，但如何看待那段歷史，卻仍困擾著中日關系的現在和未來。雖然1972年中日邦交時確立的“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原則，仍應是支撐中日關系的基礎，但近年來日本社會卻在是否應堅持“以史為鑒”上出現了偏差，整個社會呈現明顯的右翼化趨勢。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靖國神社的負面效應

　　　說到日本國民的歷史觀，不能不提靖國神社。靜態地看，靖國神社集中反映和體現了日本國民的歷史觀；動態地看，靖國神社對日本國民歷史觀的形成有明顯的誘導作用。靖國神社的歷史觀集中體現在游就館里。“游就館”這個名字，出自中國經籍《荀子.勸學》：“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意在為參觀者樹立一個榜樣。但實際上，游就館完全可以作為荀子這句話反諷的對象。游就館有兩大主題，一是介紹戰爭的緣由，把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歸為蘇聯、美國、英國、甚至中國“壓迫”的結果；二是介紹戰爭的目的，將其解釋為幫助亞洲國家擺脫西方白人的殖民統治，實現“大東亞共榮”，因而是“圣戰”。展示這樣荒謬的歷史觀，竟然被長期供奉，在外人看來確實有些匪夷所思。

　　　許多中國人對靖國神社的認識有一個誤區，認為由于它是宣揚軍國主義的場所，所以只有右翼分子才會光顧。事實遠非如此。靖國神社是日本紀念“國家英雄”的最正式場所，已經成為民族精神的象征，對國民的感召力非常強。這也是日本領導人經常不顧鄰國的強烈反對，執意參拜靖國神社的原因。日本政府之所以把甲級戰犯也放在這里，與其說是祭奠死者，不如說是激勵活者。這樣一個場所對于日本國民歷史觀的誘導作用可想而知。某種程度上說，靖國神社是日本國民歷史觀的一個縮影。

　　歷史教科書淡化侵略戰爭

　　　毫無疑問，對于日本國民特別是青少年影響最大的還是歷史教科書。許多人都知道，日本右翼勢力編纂的歷史教科書的歷史觀荒謬至極，但實際上，對日本青少年危害最大的還不是這部分教科書，因為它的使用率極低，不到全日本學校的0.1%。其實，即便是普通教科書對于戰爭的描述和定性也遠不到位。比如，1982年日本文部省對送審的歷史教科書進行修改時，將其中的侵略一概改為“進入”；現在，日本政府仍然把8.15戰敗日曖昧地稱為“休戰日”。這樣的歷史教育對于青少年的影響，可想而知。

　　　所以，中日韓三國聯合編纂歷史教科書的中方專家認為，中日雙方分歧的實質不在于歷史事實，而在于歷史觀上。日本學者往往本末倒置，舍本逐末地糾纏于具體的歷史細節，而對歷史的宏觀定性卻作淡化處理。

　　日本新一代想甩掉歷史“包袱”

　　　盡管教育對日本青少年產生了明顯的誤導作用，但要完全遮蔽歷史也是不可能的。許多日本青少年還可以從各種渠道了解歷史真相。日本青少年對歷史問題的認識出現偏差的另一個原因在于，新一代想擺脫歷史包袱。在他們看來，二戰已經過去60多年了，當初的錯誤是他們的父輩甚至祖輩犯下的，如果要他們來承擔后果，這不公平；尤其是，現在是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時候了，如果總在歷史問題上挺不直腰桿，邁向正常國家的努力就會更加困難。

　　　這樣的觀點當然是非常短視的，因為正確對待歷史是走向自新的開始，用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的話說，就是“夫惟病病，是以不病”。當年，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華沙無名烈士紀念碑前下跪向波蘭人民謝罪，世人就此評論說：“勃蘭特跪下了，德國站起來了。”這其中的道理，對于日本來說應當不難理解。

　　德國對日本的鏡鑒意義

　　　歐洲的二戰歷史與亞洲很相似，都經歷了一個法西斯國家對周邊鄰國的殘害。但歐洲已經實現了全面和解，其和解過程和方式對亞洲有著突出的鏡鑒意義。

　　　在歐洲，“盟國”寬容與大度的前提，是德國對自己的問題有著深刻的反省與批判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說，仇結解開的關鍵，是施害者對自己的過錯有個正確說法。這方面，日本顯然還欠缺很多。當日本的首相們對亞洲人民說“反省”之后便溜進靖國神社參神拜鬼的時候，他們更應想到跪在受害者墓碑前的那個德國老人；當日本國民強調自己也是戰爭的受害者、并以此作為減輕責任的借口時，他們應該知道，領導歐洲和解的前德國總理科爾和施羅德的兄弟與父親在二戰中一傷一死，兩人卻沒有因此而替德國開脫；而當施羅德把盟軍諾曼底登陸這一天稱為“解放日”的時候，日本卻將8.15稱為“休戰日”。歐亞在和解路上的同途殊歸，無疑值得各方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