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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什么是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在3倍以上的主要原因？我以為是勞動生產率或就業的差異。當今的城市人口每年的平均勞動時間要大大多于農村人口勞動時間

　　前些年閱讀一個歷史文獻，看到毛澤東當年曾向一位副總理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占中國多數人口的農民，卻創造出很少的總產值？那時我們的統計指標以工農業總產值為主導，農民創造的農業總產值與農民占全國勞動力總數不匹配。

　　按照今天的統計數字，中國城市居民收入達到農村居民收入的3.22倍。中國農村人口大約7億4千5百萬，農村勞動力大約5億。農業產出的增加值占全國GDP總量的比重不到13%。按這個情況，如果毛澤東能活到今天，還會問前面提到的問題。

　　一個社會有少數人收入極高，高到另外一些人的幾倍乃至幾十倍，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個社會的一大部分人的收入是另一大部分人的若干倍，就不那么好理解了。

　　如果是靠一種制度來強制形成收入差距巨大的格局，我以為這樣的制度是不會長久的。也許有人認為印度的種姓制度時間就很長，也能存在那么長時間。其實印度的種姓制度本來是基于行業分工劃定的，不同行業的收入差距并不很大，現在人們常說的種姓層次僅僅是幾種大的類別。它的低種姓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長時期是百分之十幾，只是近年才有所擴大。所以說，依靠強制辦法可以在個別時段和個別地方維持高收入差距，但要在全國范圍里長時期保持這種控制，應該說的確不容易。

　　其實在上世紀60年代后期，中國對農民的控制已經放松了，于是在東部地區有了鄉鎮企業的發展，農民的收入也相應提高了。改革開放以后，有一度城鄉收入差距迅速縮小，但在90年代后期開始差距又開始擴大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在3倍以上的主要原因？我以為是勞動生產率或就業的差異。按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口徑，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常年(半年以上)做工，就被算做城市人口。這是我國按戶籍計算的“農業人口”小于農村居民數量接近2億的主要原因。以此作為判斷基礎，可以認定，城市人口每年的平均勞動時間要大大多于農村人口勞動時間。

　　其實，現在講的城鄉收入差距主要是指城市居民與種糧食的農民之間的差距。在一些專業化程度高的地區，搞養殖種蔬菜、水果的農民，其收入已經超過了城市的一般水平。種棉花、蔬菜和水果的工時要多一些。我們要拿種糧農民與城市居民來比。

　　有這樣一種說法在流行，說農村農民是三個月種地，三個月過年，三個月打工，三個月賭博。其實，在平原地區，農民的種地時間每年平均遠不到三個月。在華北平原，種7畝玉米，需要工作日大約1個月，種7畝小麥，有2周時間就足夠了，面積再大一些，工時相對還可以減少。全國糧食播種面積大約1億公頃，大概實際耗費50億個工作日。

　　城市就業人員按4.1億計算，每年工作日按250個計算，每年的工作日總量超過1000億個。比較下來，約2億糧食種植農戶平均每年工作日是25個，而城市部門的每戶人家的工作日每年平均約500個，相差20倍。最近還有連續報道，說城市職工加班工作非常普遍，如北京市平均每個職工每天加班一個小時，僅僅加班工作時間已經超過了種糧農戶的全部工作時間。隨著農村經濟的專業化程度增強，農業的效率在提高，農民投入農業生產的工作日還在逐步減少。

　　按上面的分析，城鄉收入的差距有其合理的原因。但這個解釋不是說制度不重要。事實上，因為戶籍制度以及相關的其他制度的缺陷，我國農民向城市轉移還存在障礙。如果國家實行更積極的城市化政策，讓農民向城市轉移的速度更快一些，農村種植業的平均經營規模就會更快增長，農民收入的提高也會更快一些。例如，通過土地制度改革，讓一部分農民在土地使用權轉移時獲得更高的收入，農民在城市定居的能力就會大大提高。再如，加強城市勞動管理，限制城市職工加班，則保守估計，城市就業崗位也可以增加3500萬個。遺憾的是，我們國家的城市化政策還不夠積極，有關部門也總是強調對經濟的總量調整，而忽視結構調整。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政策的確對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化有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