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蔡元培先生，渴望蔡元培先生能夠給予我們后輩一點修養的力量、科學的力量，真希望當今的校長，能夠不再神化蔡元培先生，溫情地理解蔡元培。不要忘記，蔡元培正是從一所大學入手，塑造中國大學的傳統的。

　　記得幾年前北京大學韓水法先生寫出《世上已無蔡元培》，行文帶有德國哲學特點的縝密思維和邏輯推理，引起知識界普遍的唏噓感嘆：難怪事情做不好，原來沒有蔡先生啊！是啊，蔡元培先生沒有已經六十七年了，但是，我們是否具備產生新蔡元培的土壤？這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今年正值北京大學迎來一百一十周年之際，而1月11日又迎來中國現代大學的保姆———蔡元培先生，誕生一百四十周年。對于熱衷于逢五排十紀念的中國人來說，可以說是雙喜臨門。

　　剛剛逝去的2007年，正值西南聯合大學七十周年紀念，我在《紀念西南聯大需要平常心》一文中，曾經指出：“我不愿意看到，西南聯大隨著紀念的升溫而被神話，通才教育、學術自由，老輩學者能夠做到的，其實，我們也完全可以做到。”我說那番話是有所指的，因為，我們這么多年有意無意中，將蔡元培先生稱頌為圣人，這樣，我們就沒有辦法學習蔡元培先生了，而是不斷神化蔡元培先生。更有甚者，還可以接著神化蔡元培先生的后代。

　　在蔡元培先生誕辰一百四十周年之際，深刻反省我們紀念蔡元培先生的態度，大有必要。

　　首先，給我的感覺，臺灣和香港的大學，似乎沒有神化蔡元培先生，反而是大陸對蔡元培先生進行神化。梁漱溟先生神化蔡元培先生，可以說是別出心裁，獨樹一幟。梁漱溟老先生晚歲回憶蔡元培先生時，肯定把蔡元培先生禮聘自己擔任北京大學老師的佳話予以了加工提升，梁漱溟老先生有一番話，大意是：中國共產黨出自北京大學，而蔡元培先生使北京大學氣象一新。

　　這種提法，隨著梁漱溟先生去世，已經很少有人提了。但是，梁漱溟在神化蔡元培先生方面，確是先驅人物。

　　1988年，正值北京大學九十周年校慶，當時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就讀，高中同學在北京大學哲學系，這樣，我得以作為局外人觀察北大校慶，那時候，北大對于蔡元培先生，好像是保持一種溫情的；但是，在1998年，北大建校一百周年時，北京大學好像對蔡元培已經是徹底地神化了，也許，伴隨著神化的，正是對蔡元培大學理念的摒棄。但是，這種大學理念，在一些校長比如說丁石孫、王義遒那里，還是不絕如縷。

　　正當許智宏校長準備向蔡元培先生學習的時候，許多教授卻覺得現在的北京大學沒有資格學習。我覺得這讓人如何是好？

　　蔡元培先生的大學理念，其實都是歐美現代大學的常識，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對于歐美偉大的學府來說，那是現代大學的底線。蔡元培先生憑借卓越的聲望，成功地將歐美現代大學的底線倫理移植到北京大學，梅貽琦、竺可楨、蔣夢麟、胡適、羅家倫接續蔡元培先生的精神資源，守護了現代大學的底線倫理，開創了中國大學史的黃金時代。

　　當代中國大學似乎陷入迷思。相對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以說是除了思想都自由，除了學術都包容。我們奇怪：大學可以包容官僚、可以包容奸商，圖書館盡可以自由地少買書、實驗室可以自由地少買實驗設備。國家要創新、社會需大師，校園應寂寞，思想盼自由。北京大學特別渴望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但是，世界一流大學都是具有底線的大學，大學獨立、學術自由、教授治校都是現代大學的底線。

　　紀念蔡元培先生，渴望蔡元培先生能夠給予我們后輩一點力量，這種力量就是一種修養的力量、科學的力量，修養和科學具有無窮力量的源泉，就是寂寞和自由。其實，我們的大學校長并不是沒有力量，他們比起蔡元培更有力量，我們大學校長的力量是行政的力量、經濟的力量，行政和經濟的源泉，就是喧囂和專制。具有行政和經濟力量的校長，經常慨嘆自己沒有力量，還算是比較清明，但是，他們不是慨嘆自己欠缺修養的力量、科學的力量，而是埋怨自己行政、經濟的力量還不夠大。所以，提到蔡元培先生，他們不自覺地神話，潛意識中不愿意保持同情的了解和溫情的敬意，蔡元培先生就成為熟悉的陌生人。

　　真希望當今的校長，能夠不再神化蔡元培先生，溫情地理解蔡元培。不要忘記，蔡元培正是從一所大學入手，塑造中國大學的傳統的。當今的這些校長其實與地方官員相仿，具有強大的能量，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謝志浩(河北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