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10月8日在北京舉行。會議的一個重要議程就是研究構建和諧社會的問題。圍繞著這個議題，有關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特殊利益集團與貧困群體的強烈反差等事關和諧指數的問題，都引起了多數人的關注。

　　與此相呼應的是，一條有關央企的新聞也進入公眾視野。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日前表示，中央企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具體方案年內有望出臺，這意味著央企從明年起將不再能獨享6000多億元的利潤，而要向出資人上繳收益。

　　眾所周知，人們對央企的不滿,大多來自于其名義上是歸全體國民所有，但在利潤上卻是獨享其成。對利益的自主分配不但造成了央企內部分配的不公，同時也形成了部分特殊利益集團。這在某種程度上和壟斷企業如出一轍，而事實上，很多壟斷行業的身份就是央企。或許正是看到了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的存在是社會和諧的最大威脅，政府啟動了一場影響廣泛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此間有關專家已經指出，此次改革將使中國逾億人受益。

　　一方面是特殊利益集團長期盤踞公共資源高地并獨占利潤，另一方面是貧困群體被排除在體制之外，難以享受社會發展成果，兩個不同層級的群體在享受著不同的利益分配之時，也形成了與社會和諧極不相稱的貧富差距、階層差距、利益集團差距。

　　當然，我們在此強調特殊利益集團和貧困群體的反差，并不是要求在短時間內完全消除貧富差距，這也是不可能。即便在西方發達國家，收入差距也是正常存在的社會現象，甚至貧富懸殊也很嚴重。但關鍵是我們的收入差距很多時候并不是因為個人能力的不同所致，而是緣于社會分配的不公。

　　何以有此說？不可否認，收入差距的拉大是社會轉型期的一個結果，不同的階層代表著不同的利益訴求，自然也就享受著不同的利益分配。然而這其中有部分階層、集團利用的是其壟斷的地位，通過不公平的競爭，獲得了大量既得利益，從而形成所謂的特殊利益集團。像高速公路收費員月薪8000元、電力公司抄表工年薪十萬元等就是典型表現。

　　事實上，特殊利益集團的存在可以說與我們當下的制度經濟有關。我們的市場經濟目前還存在著雙重的不公平。一個是壟斷的特權市場，如電力、交通、電信、能源等行業，從起點上就享受不公平的競爭；另一個則是不能真正進入市場、享受自由競爭的貧困群體，如農民，對他們來說，毫無公平可言。

　　因而，要想盡可能地縮小貧富差距，保障社會公平，當前最需要的就是逐步減少特殊利益集團的存在，通過此，讓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將市場公平競爭的權利平等地賦予每一個人、每一個群體。新的政策制定就要針對所有人，而不能只針對部分人。公共政策公平了，公眾利益也就共享了。

　　“公正即和諧”，和諧的社會呼喚利益分配的和諧，因為只有利益的和諧才有社會的和諧。而要想實現利益的和諧，就要把貧困群體納入到公眾利益的分配體系中，逐步消除特殊利益集團的特權地位， 或許這就是央企不再獨享利潤所傳遞的收入分配改革的話外音。

　　(文章來源：廣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