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8日電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廣東宏安信律師事務所對經濟類案件研究頗深的李文濤律師提供了一份近期針對中國制造產品反傾銷案的不完全名單，名單顯示，包括女式內衣、玻璃水杯、電燙斗、鞋類產品、過硫酸鹽、無縫鋼管等等一系列中國產品正在不同國家地區處于立案階段，而花崗巖、冷凍和罐裝暖水蝦等產品已經處于反傾銷終裁階段。李文濤透露，中國已成為世界反傾銷的最大受害國，針對中國制造產品的反傾銷調查數量居全球反傾銷調查案件總量首位，約占全球反傾銷調查的七分之一。

　　廣東省對外經濟貿易企業協會首席法律顧問潘志恒把我國制造產品頻遭反傾銷調查的原因歸結為兩點，一是企業間無序競爭、彼此拆臺，令壓價出口情況普遍存在；二是政府職能轉接不暢，致使行業管理混亂，他表示，政府沒有把出口管理或審核權下放給行業協會，協會便不能對違反行業整體利益的出口企業作出懲罰。

　　中國自身的經濟特點，令國內的出口企業容易成為國外有目的地運用這一政治工具的目標。各方面資料都顯示，中國在勞動力、原材料方面享有巨大的比較優勢，令出口產品價格優勢明顯；另一方面，中國企業規模小、數量多、外部競爭環境惡劣，缺乏整合能力，也缺乏創新能力與核心競爭力，令產品附加值低，競爭手段只能單一依賴價格。

　　與此同時，中國承接了大量外來直接投資，同時也承接了發達國家制造業大轉移，令中國成為制造業大國和“世界工廠”，必然令中國出口量相當可觀。

　　種種因素的累積，令中國制造產品頻頻“觸雷”。作為中國外貿的重要窗口，廣交會可說是眾多國內企業“觸雷”經歷的見證人。例如2004年美國終裁后決定對中國輸出的木制臥室家具收取198%的反傾銷稅，當屆廣交會上于家具展區出現的美國采購商數量便較往屆大幅減少。

　　為了規避高昂的反傾銷稅率，不少國內企業紛紛另尋“出路”，把生產基地轉移到別國。

　　然而，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副院長許羅丹教授卻認為，目前提出的一些解決反傾銷問題的方法，例如爭取行業或企業的市場經濟地位、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其他新興國家等，都各有弊端。她指出，如要爭取市場經濟地位，是要以中國的外交利益與政治利益作為代價的，這里面牽涉的因素太多；而將生產基地轉移，則是一種過于天真的想法，這等于要求中國企業把國內的制造業市場拱手相讓，而且“走出去”戰略的風險也肯定高于在國內市場經營企業。

　　許羅丹表示，中國制造業不能再單純依靠價格戰在世界市場生存下去，而解決之道則要回歸到勞工標準問題，只有提高勞工標準，樹立企業社會責任感，才能從根本上扭轉國際上對中國企業的不佳印象。

　　而歐中聯合商會秘書長王海曦則表示，雖然有統計指出，中國企業的涉外投資目前只有約3%能成功融入當地市場，但這是種值得鼓勵的嘗試，中國企業不應該因為害怕失敗而裹足不前。

　　潘志恒指出，目前有不少行業協會組織，作用僅僅局限于提供進出口培訓等初級服務。在他看來，行業協會負有教育旗下成員的責任。行業協會必須要讓成員企業明白，靠價格戰來擴大自己在國外市場的份額，未必是最佳選擇。他舉例說，日本企業的制造產品可能只占國外市場20%左右的份額，然而他們卻擁有較高的利潤。他認為，這是日本企業為保障行業利潤率，寧愿讓產品在市場上保持相對稀缺的狀態，這值得中國企業警醒和參考。

　　作為替代，在行業協會相關職能缺位的今天，越來越多企業在面對行業反傾銷訴訟時，選擇組成反傾銷聯盟，共同應對費時費力而耗資巨大的調查訴訟過程。作為羅非魚協會為防范國外反傾銷指控而聘請的專業法律顧問之一，李文濤認為這是在中國已經成為反傾銷最大受害國的宏觀背景下，一個非常有積極意義的探索。

　　但李文濤同時指出，目前中國企業應訴反傾銷案件時，遭遇超過九成的敗訴率。個中原因很復雜。雖然現在有越來越多企業或整個行業被推到反傾銷的臺前，但國內尚未形成權威的應訴主體，組織松弛，應訴率非常低。大部分企業一旦被調查、指控，他們首先希望的是行業內的大企業代為出頭，而更小的企業甚至完全不應訴，這就是目前國內反傾銷應訴的現狀。這種態度直接導致中國企業在反傾銷案件中應訴率低、勝訴率低的“雙低”問題。

　　而對于反傾銷預警機制，李文濤表示，目前真正重視該機制的企業很有限，但也有一些行業企業正逐漸重視預警機制構建。羅非魚養殖業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這種海魚在西餐中很常見。目前中國的羅非魚出口占國際總供應量約七成。近年來，多家從事羅非魚出口的企業共同成立了羅非魚協會，聘請專業的律師事務所來進行國際市場反傾銷情況的分析、調查，以及跟進行業貿易數據和整體貿易情況。這樣企業可以獲得國外相關養殖行業的現狀、相關產品價格指標等即時信息。雖然目前，該行業還未遭遇到反傾銷問題，他認為建立預警機制這種前瞻性的做法，對于將來企業萬一涉及反傾銷問題時，對提高其抗風險能力方面非常有幫助。(覃羿彬 陳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