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報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對我國收入分配改革有什么影響和意義？記者采訪了北京大學教授劉偉、黃桂田

　　報告摘要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

　　從人們所熟悉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十六大報告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再到十七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國收入分配改革不斷深入，收入分配模式日趨成熟。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內在要求

　　記者：十七大報告談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時提到，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怎樣理解這一改革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關系？

　　劉偉：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確立新型國民收入分配關系、處理國民收入分配矛盾新的基本原則。

　　國民收入由居民收入、企業(或集體)收入和國家收入三部分構成。過去，當三者之間的收入分配發生矛盾的時候，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發展指導思想和經濟體制等方面的原因，往往按“確保國家、留足集體(或企業)，最后是個人”的原則進行處理。雖然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按這一原則協調三方面的利益關系有必要、也是不得已的，但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和年均9%以上高速經濟增長，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已經具備了物質和體制基礎。

　　記者：科學發展觀的提出，使我們更多地認識到提高居民消費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從這個角度看，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是不是對擴大內需、對經濟的協調健康發展，也是意義重大？

　　黃桂田：是的，這是保證中國經濟均衡增長和實現全面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需求和凈出口的特點越來越明顯，這是引發宏觀經濟失衡和結構矛盾的重要因素。

　　目前，我國最終消費率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同等收入國家水平(2000年，下中等收入國家的最終消費率在56%左右，世界平均水平為62%，而到2006年，我國居民消費支出占按支出法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僅為36.3%)。理論和實踐證明，過度依賴投資和凈出口難以保證宏觀均衡和穩定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作為人口大國，巨大的潛在消費需求是拉動經濟長期增長的優勢條件。將潛在的消費需求轉變成現實的有效需求，改變中國經濟增長的總需求結構，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需要通過不斷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居民的收入預期，從而提高居民的消費傾向。

　　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更好地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記者：很多人注意到，十七大報告還特別指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和前些年強調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有很大差別。

　　劉偉：我認為，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經濟發展新階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個極具深遠意義的方針。

　　近30年的改革開放，收入分配領域的市場調節機制作用正在逐步加強。但是在現實中，資本、土地、技術等生產要素形成市場分配機制相對容易，而勞動報酬實現完全的市場調節則相對復雜。

　　我國是一個勞動力供給充裕的人口大國。按效率與公平統一的原則，必須采取措施確保勞動報酬與其它要素的收入的分配比例協調，在其它要素收益不斷提高的同時，也要確保勞動報酬應有的份額。這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報告中明確提出，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應當說是指出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向。在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中，盡管有相當部分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是通過再分配途徑獲取的，但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一方面是確保在初次分配途徑的勞動者的勞動報酬隨經濟發展能夠得到逐步提高，另一方面也能推動再分配途徑勞動報酬的協調上升，從而激發全體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過去，在中國資本投入的回報遠遠高于勞動投入的回報。現在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應當說就是在力圖改變這種狀況，讓各種投入獲得更加合理的回報。

　　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讓普通勞動者更多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

　　記者：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不是也有利于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黃桂田：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平均水平快速增長，但收入差距也不斷拉大，成為影響經濟和社會穩定發展的因素。

　　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復雜。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部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他們的收入結構比較單一，并且主要通過初次分配的形式來獲得。而勞動報酬存在水平偏低、增長幅度偏小的情況。因此，“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僅能直接增加勞動報酬，也能緩解收入分配領域政府轉移支付的壓力，進而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記者：要實現這一點，您認為國家應出臺哪些具體的措施呢？

　　黃桂田：措施應當是多方面的，比如說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曾經有一份資料顯示，珠三角地區農民工平均工資10年間只漲了67元錢，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各地應根據經濟增長狀況、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合理地確定最低工資標準并及時調整。還應當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讓普通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都能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記者 朱劍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