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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裕改制爭議在權益的錙銖必較中試圖明確：政府和職工在國有企業中各自享有何種權益

　　★ 本刊記者／唐建光

　　通裕改制爭議在外界的關注中被放大了。去年，清華大學教授汪暉等人親赴揚州調查，并于今年發表名為《改制與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的調查報告，繼而北京法律界和經濟學界的介入，使得這一在中國國企改制潮中的尋常事件，似有了標本意義。

　　而18日庭辯的幾處焦點，因此有了“微言大義”的色彩。原告方告訴記者，他們將繼續上訴至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繼續這場辯論。

　　改制是政府處分自身資產？

　　原告指控，改制違反規定程序，比如在未按時召開職代會或職工會議審議相關方案的情況下，政府批復國有股權轉讓方案屬于違法。

　　政府的辯護人則認為，政府作為出資人批復股權轉讓，不是具體行政行為，而是處分自身資產的民事法律行為，因此不能作為行政訴訟的對象。

　　而原告代理人，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陳煒則認為，國有資產屬于全民所有，政府只是受托管理和監督，政府處分國有資產的行為，顯然不能等同于一般人處理自己財產的行為。

　　這一問題的核心是，國有資產到底是什么性質？政府與國有資產是什么關系？中國社科院法學所賀海仁博士說，政府在國有資產中身份不明，給改制等涉及國有資產處置的行為帶來了問題，政府具有雙重身份，既是出資人，也有行政監管職能。這就導致外部監督(上級監督除外)闕如，只能是政府自我處分自我審批自我監督。

　　職工能否主張權利

　　揚州市政府一方在自辯中，集中質疑了職工主張權利的資格。他們提出，職工與通裕集團之間只是勞動合同關系，而改制并不改變這一法律地位，后者仍然屬于通裕集團職工，因此不是政府批復行為的相對人，不具有行政訴訟資格。

　　“不改變職工身份”的說法引起了旁聽席上的騷動，殷子宏激動地說，我們以前是國有企業職工，現在叫社會從業人員，難道說沒有改變身份嗎？

　　庭審后，紡織經營公司的一位人士對記者說，職工們“鬧”，部分原因是因為失落感。

　　但是，“失落感”并不能涵蓋由國企職工到私企雇員的變遷。賀海仁說，雖然從來沒有法律明確國企與職工間到底是何種關系，但其間顯然不是一種普通的勞動關系。

　　賀舉例說，比如改制中國家規定的職工“身份置換金”，改制方案尤其職工安置方案需經職工審議或通過，轉讓股權時給予職工價格優惠或優先購買權等，“如果私企轉讓，需要經職工批準嗎？”他推論說，通過這些政策，國家實際上承認國企職工某種特殊權益。

　　他說，國企改制對職工利益的影響是不可否認的，職工是利害關系人，他們依據《行政訴訟法》關于“利害關系人”的規定主張權利是符合邏輯的。

　　但迄今為止，這種“特殊權益”并沒有得到任何法律或政策的界定，其政治內涵(比如學者曾提出的政治契約說)、經濟內涵及法律地位，都有待厘清。

　　由政策改制到依法改制

　　不僅是職工、政府在國企中的權益和地位未有法律明確，賀海仁說，整個國企改制迄今基本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

　　陳煒在代理此案中即發現，國企改制所能依據的專門法規依據，只有國務院頒行的《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更多的依據是國務院及各部委下發的通知、意見等，僅屬于政策性文件或部門規章，而且其中含混甚而矛盾之處也不少。

　　這種狀況，使得在國有資產和國企轉讓過程中的各方權益難以從法律上確認，一方面使得國企改制中國家權益難以得到保障，導致國有資產流失；更使得各方尤其是職工在確認和維護自己權益時于法無據。在多數情況下，只能通過上訪等方式，與政府討價還價。

　　賀海仁說，國企改制當前面臨的兩大挑戰，一是防止國有資產流失，二保障職工合法權益。前者已通過刑法修改等得到了強化，而后者仍然缺乏法律支持。

　　因此，賀海仁認為，國企改革必須從政策改制進入到依法改制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