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長沙九月二十二日電題：日本華文報紙的誤區(qū)

　　　　　　　　　　　　　　　　　　 作者：日本《華人周報》發(fā)行人杜笑巖

　　兩年前參加首屆世界華文媒體論壇，提交一篇《在日華文媒體存在的問題和發(fā)展方向》文章，指出在日華文報紙缺乏高素質新聞采編人員、存在普遍抄襲因特網現象，并提出可在提高評論水平上花心血、下功夫，以形成各自特色。但近兩年來，日本華文報紙出現新動向，過于偏重對商業(yè)利益的追求，使得華文報紙陷入誤區(qū)。

　　一、“大報化”和“物產報”現象

　　近年日本華文報紙有兩個比較突出傾向，一個是“大報化”，另一個是“物產報”大量出現。

　　這種“大報化”傾向絕不代表日本華文報紙的質量隨之提高。“大報”中有完全抄襲因特網的，還會經常看到胡編亂造的所謂在日華人的報道。因此一家報紙影響力的大小絕不是版面大小決定的，關鍵在于其采編內容，在于是否能和受眾形成互動。

　　“物產報”的規(guī)模誕生，是最近日本華文報紙值得注意的一個動向。“物產報”并不是指日本華文報界出現專業(yè)化苗頭，而是指那些以經營中國物產為主要業(yè)務的經營者，根據自己商業(yè)發(fā)展的需要，以做自己廣告宣傳為目的而加入辦報行列。兩家比較大的中國物產連鎖店都以自己的店名出版報紙，還有其它中國物產販賣店也不定期出版自己名字的報紙。

　　“物產報”的大量出現，至少在現階段使得日本華文報紙的整體水平進一步下跌，因為這些“物產報”憑借自己的優(yōu)勢在經濟上容易生存，不會在編采質量上投入，很難期待短期內報道質量上會有什么改觀。

　　二、日本華文報紙的誤區(qū)

　　在日本，華人辦報主要有三大類型，分別是“報商互動型”、“商報廣告型”和“資助辦報型”。所謂“報商互動型”，是辦報者根據華人社會不斷壯大的需要，先是辦報，然后以報紙為契機，進一步滿足在日華人的其它需求，發(fā)展多種經營。這種以報帶商、以商養(yǎng)報的做法，既創(chuàng)出在日華文報紙品牌，又取得較好經營業(yè)績。《中文導報》、《東方時報》、《華人周報》等都可劃歸到這一類型。

　　所謂“商報廣告型”是指那些“物產報”，辦報者先在經營中國物產上取得成功，為宣傳自己的物產再辦報紙。那些以自己物產店命名的報紙屬于這一類。

　　這兩類在日本華人中影響較大。“資助辦報型”的報紙也有幾家，主要是得到一些日本企業(yè)和個人資助，或是從事黑道掙錢，然后辦報。這類報紙有的已煙消云散，有的勉強維持，沒有形成氣候。

　　我們是在一個報紙大國辦華文報紙。據世界報業(yè)協(xié)會公布的全球日報排行榜，前五名都是日本報紙。相比之下，日本卻沒有誕生一份在世界華文報紙中能排在前幾位的中文報紙。中文報紙數量之多確實令人驚嘆，質量之差也和其數量成正比關系，過于偏重對商業(yè)效益的追求是目前日本華文報紙的一個最大誤區(qū)。

　　三、沒有“戰(zhàn)士”的悲哀

　　上個世紀初的留學日本熱曾帶動華文報紙發(fā)展，在東亞文化史上占據重要位置。留日學子中產生了梁啟超這樣的憂國憂民的政治家，也產生魯迅這樣不畏強暴的文化“戰(zhàn)士”。

　　百年后的留日熱，也帶動今天日本華文報紙的繁榮，卻很難斷言會在文化史留下什么有價值的東西，更難期待有魯迅這樣文化“戰(zhàn)士”的誕生。

　　在日本華文報界確實一度出現了幾位有名氣、有影響的記者，他們獨立思索、深入現場，采寫了不少膾炙人口的報道，至今很多人還記得他們的名字。這些記者的存在，促進了日本華文報紙整體水平的提高，很多讀者也是為了看他們的文章才對華文報紙產生興趣。可惜的是，這些人現在大部分自己辦了公司，出版了報紙，把更多精力放在公司經營業(yè)務上，已經很少動手寫文章。日本華文報界因此而變得平淡，能夠超越或者達到他們水平的后繼者至今沒有出現。在那些“物產報”大規(guī)模出現后，日本華文報界更是深深陷入沒有“戰(zhàn)士”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