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足球》為什么能在本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威風八面？原因眾說紛紜，但有一組數字是不能忽略的：《少林足球》的票房突破6000萬港元，改寫了港產片的票房紀錄；去年共上映港產片96部，總票房不到2.4億港元。也就是說，《少林足球》單槍匹馬支撐著港產片票房的四分之一強。如果沒有這部片子，香港電影的票房收入將大步倒退21年，回到1980年的水平。

　　即使是這樣，《少林足球》的神話也只堪堪把倒退的速度延緩了一年，目前的數字僅僅與1981年持平。從1981年到1992年，香港電影票房用了11年時間不斷攀升達到12.4億的頂峰，然后用9年時間回到原地。今年，香港電影界曾做過一個叫做“香港電影20年”的專題活動，后來沒什么聲響了。確實，從票房的角度來回顧這20年香港電影走過的道路，是一件頗耐人尋味的事情。

　　而今年為第21屆的香港電影金像獎正是這段歷史的見證者。

　　華語電影的共同困境

　　4月20日，金像獎頒獎典禮舉行的前一天，金像獎協會組織了一個“凝聚亞洲新力量交流會”，包括兩個環節：與中國內地合作的探討和與亞洲地區合作的探討。來自中國內地、香港、臺灣和日本、韓國、泰國的電影制作人在會上就亞洲電影的發展進行了廣泛的探討。

　　會上，臺灣導演協會理事長朱延平發表了振奮人心的講話：“還有兩三個月，臺灣電影就要起來了，歡迎大家到臺灣來投資拍片！”但在私下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朱延平對臺灣電影的現狀卻是滿肚子牢騷：“過去一部片子1億臺幣是很平常的，現在100萬臺幣就要燒鞭炮慶祝了！(注：100萬臺幣約合20萬港幣)導演？改行！還有什么其他出路？拍電視！做小生意！開出租車！開個面館！賣便當，這是臺灣很有名的。”

　　文雋是正在中國內地發展的香港電影人，他制作的國產片《我的兄弟姐妹》是2001年中國內地的票房冠軍，但他同樣是一臉的無奈：“《我的兄弟姐妹》是票房冠軍，收入兩千萬人民幣，按平均10元一張票計算，有200萬觀眾看了這部電影。13億人口，200萬觀眾就能造就票房冠軍，這是多么不相稱！”

　　與此同時，在中國的旁邊，我們從來不曾留意的韓國電影，卻在2001年以令人吃驚的速度竄升。韓國電影票房冠軍《我的黑幫老婆》單在本國市場上就取得了800萬人次的觀眾，約3億多港元的票房收入，超過香港全年港產片總收入。而韓國的人口數大約為4000萬，僅北京、上海、廣州、香港四城市人口就超過這個數字。韓國影片《快樂到死》的導演鄭址宇在會上的發言顯得很謙虛：“我們也不知道為什么韓國電影突然就起來了。我們現在首要的事情是努力從香港電影中學習，爭取讓電影業的繁榮能夠持續下去。”

　　在最輝煌的20世紀80年代，香港電影曾經是亞洲電影的領頭羊，亞洲各國尤其是東南亞，爭相購買港產片，用港產片來支撐本國的票房。但現在的情況呢？陳可辛導演痛心疾首：“我們剛剛拍了個新片，有一部分在泰國拍，泰國方面說，只要你這個戲能變成講泰語，只用在宣傳上講泰語就行了，馬上你的價值就100倍以上，但你一講廣東話，一是港片(的概念)，就只剩1%，港產片就是在這么一個惡劣處境中。”

　　出路·向左走

　　作為擁有1000多從業人員的香港電影工業，2.4億的本地票房收入顯然無法承托起這樣一個行業。現在香港電影已經不是處在談發展的時候，而是生存都面臨著威脅的時候，電影人都在尋找突破的出路。

　　從現狀來看，中國內地并不是一個好市場。但13億人口的基數絕對讓全世界所有電影人垂涎三尺。一個沒有開發的富礦，往往意味著未來的輝煌。在挖掘這個市場方面，香港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和先發優勢，因此與中國內地合作的探討環節顯得異常活躍。

　　但對香港電影人來說，到中國內地拍片似乎是很讓人望而生畏的事情。原因很簡單，目前香港電影還不能自由地在中國內地上映，要受每上映兩部國產片才能上映一部引進影片這一規定的限制。因此，目前香港電影與中國內地的合作還主要是偶爾以合拍片的方式制作一兩部影片，真正以中國內地市場為主要目標的香港電影人還不多，文雋算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代表。

　　“現在加入世貿組織了，什么都透明了，以前(中國內地市場)對我們來說是個夢，現在我們能在這個地方把錢賺回來了……《我的兄弟姐妹》跟我個人原來的影片真的風格完全不一樣了，我以前是拍‘古惑仔’系列的，怎么會拍這么健康的題材呢？小學都拿去當作教材。我想自己要在中國內地發展，就必須遵守那里的游戲規則，所以我會絞盡腦汁去想健康的題材。我們絕對不能用香港原有的思考方式，必須要考慮到中國內地的國情。中國內地的市場這么大，我們不要做王小帥、以前的張元，拍地下電影是沒有出路的，我們一定要在地上玩這個游戲，今年中國內地會推行院線制，這是我們最好的時機。”

　　在操作方式上，文雋提出了“合拍片”之外的另一種方式：“《我的兄弟姐妹》不是合拍片，是國產片，是北京的朋友拍的電影，聘請我去制作，就是這樣一種方法。因為國產片不用單片單報，只要想到題材就可以去申報拍片了，而合拍片則要先在合拍公司的劇本小組通過劇本，然后等電影局審查，拍完之后則要等到各方審查完，走錯一步都不行，否則就會遇到像《少林足球》那樣的處境。”

　　在交流會上，組織者專門印制了一份到中國內地拍戲的指引，內容包括“如欲在中國內地拍戲，需要注意什么事項？”、“與中國內地人士合組電影公司的掣肘”、“合拍片沖印情況”、“合拍片辦理程序”等具體問題，非常詳盡，真可謂用心良苦。

　　但并不是所有香港電影人在中國內地拍片的經歷都是艱難的。鐘再思剛剛在中國內地拍攝完成了投資2000萬美元的動作片《天脈傳奇》，他介紹了自己天堂般的待遇：“我們在敦煌有個外景，每天要花10個小時來回，拍片前我們向當地黨委書記反映了這個情況，他讓我們放心，說會做好一條公路給我們。結果當我們的攝制組到達敦煌的時候，發現一條通往外景地的新路已經修好。這在香港是無法想象的。”其他與會者紛紛交流自己在這方面的遭遇，最后得出了一個結論：如果在影片拍攝之前能夠預先妥善處理好相關方面的關系，拍片、市場和發行等方面的優待將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無法給予的。

　　或許，文雋的話很能代表香港電影人北望神州的心態：“(到中國內地拍戲)這條路是打開的，但這條路上還是充滿著坎坷，要很小心走才行，但前途總還是光明的。”

　　出路·向右走

　　目前的香港電影業，有兩部影片格外引人注目——鐘再思制作的《天脈傳奇》和陳嘉上導演的成龍新片《Highbinders》，前者制作費為2000萬美元，后者制作費更高達3500萬美元。這兩部影片的制作費加起來已遠遠超過2001年度香港全年票房總收入，僅從這點上就可看出，這兩部影片決不僅僅針對香港本地市場。

　　陳嘉上手頭有成龍，而鐘再思則是楊紫瓊的丈夫，他們得天獨厚的優勢可能讓正苦于無資金下炊的其他香港電影人覺得眼紅：“你們一個有Jackie(成龍)，一個有Michelle(楊紫瓊)，當然可以談幾千萬美金的制作費，我們沒有，就只有談怎么獲得然后用好那兩三百萬港元。”

　　陳嘉上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提出了一種類似腦筋急轉彎的另類思考：“我們在談幾百萬的制作費，然后想怎樣像《少林足球》那樣獲得6000萬的票房收入。但想過沒有？在歐美、在好萊塢，取得1000萬美金的票房收入并不是特別困難的事情，那就是8000萬港元啊！”他接著說，“成龍認為好萊塢不懂動作。但我們懂啊，他們愛看動作片，現在正在向我們學習動作片的制作。我們制作電影的成本要比他們便宜，又比他們更懂動作片，只要我們能編出不比他們差的故事，我們就可以打到好萊塢去！”

　　這條道路的思考模式是：與其考慮怎樣節流，降低成本來勉強維持生存，不如集中力量依靠我們的最強項，用大制作的影片攻打歐美商業電影市場。

　　更早之前就開始到歐美發展的陳可辛導演則提供了另外一種發展海外電影市場的模式：通過聯合多個國家共同制作影片，大家共組攝制隊伍，分攤制作費用，獨享本地發行的收益。這種方式將單個公司投資電影的風險降低。而制作出的作品由于擁有充足的制作經費，將能夠保證作品質量，在票房方面就不會像目前這樣讓人放心不下，而攝制組的“多國部隊化”則能更加促進各國電影業的交流，提高水平，發現新的商機。

　　2001年，泰國拍攝、香港演員鐘麗緹參與的影片《晚娘》就是這種模式下的一次操作嘗試，結果皆大歡喜。但這種模式對香港電影人的自尊心是一個挑戰。畢竟，在十多年前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整個亞洲電影業都仰香港之鼻息，現在要由居高臨下指點江山轉變為唯唯諾諾地針對國外市場偏好改動自己的作品，對不少香港電影人來說還是一件很難接受的事情。但世易時移，香港電影在亞洲電影業地位的下降已是不爭的事實。面對嚴峻的現實，越來越多的香港電影人不得不開始使用這種方式。

　　在采訪香港電影金像獎的過程中，我們很少聽到有香港電影人談論藝術電影的問題，最被頻繁提到的字眼是“資金”和“票房”，這與之前影評界對本屆金像獎在藝術方面的熱切期許形成了鮮明對比。在世紀之交，香港電影曾出現了一個藝術電影創作的短暫高峰，但隨之而來的急速下滑，使得香港電影人面臨藝術追求與生存壓力的兩難抉擇，由4月21日金像獎的結果來看，這個抉擇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