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2月19日特稿：今天是鄧小平逝世5周年紀念日。今年又是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10周年，2004年將是鄧小平誕辰100周年。

　　為緬懷這位偉人，鳳凰衛視近日制作了《永遠的小平》這部專題片。該節目以鄧小平的家人、身邊工作人員作為主要的采訪對象。其夫人、兒女、妹妹等面對鏡頭，講述了他們心目中的鄧小平。

　　其中，鄧小平與夫人卓琳心心相映、患難與共、相伴走過58個風云多變的春夏秋冬的故事尤為感人。以下是該電視片的部分解說詞和訪談內容：

　　鄧小平逝世五年來，夫人卓琳除了去香港、澳門參加過回歸慶典活動外，就一直沒有離開過這里。她比鄧小平小12歲，今年已經86歲了。

　　2月19日，是鄧小平逝世的祭日，每年的這個日子，夫人卓琳和兒女們都要在院子里撒滿花瓣。花雨灑落，情思綿長。

　　鄧林(小平長女)：“我爸爸這個人喜歡很完美的東西，我認為他喜歡比較干凈，不喜歡臟兮兮的。喜歡整潔，不(喜歡)亂哄哄的。所以一看到誰亂哄哄的，不夠干凈，他就不大喜歡。他喜歡花，喜歡香味。我們每年要弄點桂花，這時候應該弄桂花了，院子里就特別香，每年會有桂花，(還)喜歡白蘭花。”

　　【卓琳曾拒絕小平求婚】

　　鄧小平與卓林相遇相識在延安，那是1939年的秋季。

　　卓林：“他和鄧發都是從前方回來的，住在一個窯洞里頭。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們經常到公安部來，因為公安部女同志多，經常到公安部來玩。有時候也叫我們到他們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個時候就對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我的女朋友，跟我一塊兒到延安的女朋友。讓那個女朋友來跟我談，說他想跟我結婚，問我同意不同意，那個女朋友和我談了兩次，我不愿意。我說我年紀還輕，我不想那么早結婚，我拒絕了。”

　　鄧小平當時是八路軍129師政委，卓林是一個年輕的女學生。對這位從前方來的長征干部卓琳缺乏了解。

　　卓林：“因為去延安的那些長征老干部都是工農干部，我們就怕跟一個工農干部結婚，不是看不起他們，是他們沒有知識，跟他說話說不到一塊兒，所以我就不敢和這些工農干部結婚。延安有個笑話，一個工農干部和一個知識分子結婚了，兩個人晚上沿著延河看月亮。那個女的就說，哎呀，你看這個月亮多漂亮呀。他的丈夫就說，有什么漂亮的，我看不出來。(這個故事)在延安傳為笑話。我想，我結婚可不能找工農干部，可不能找長征的干部，我要找知識分子。”

　　鄧小平并不灰心。

　　卓林：“后來他自己就說，我自己找她談談可以不可以。我說，可以。他就找我談，談了兩次：第一次談一談他的情況；第二次談談他的希望。我聽聽，覺得這個人還可以。他是有點知識，是知識分子。第二個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結婚。我那時候已經23歲了，我說算了吧，湊合吧。他親自找我談了兩次話，我才同意。同意了(以后)我們才結婚。"

　　在延安楊家嶺毛澤東住的窯洞前，八路軍的老戰士們，以淳情樸實的方式，為鄧小平與卓琳舉行了簡樸的婚禮。

　　卓琳：“后來我就跟他說，我說，我說話你得聽。你不聽，我這人好說話，沒人聽，我跟誰說呀。聽了以后呢，你覺得……我這人是比較落后的，你有意見你就給我提意見，(我)對的地方你也告訴我。他就不吭氣。我說，我說話你不說話，我們這樣相處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說點話呀。他說，我這個人就是這樣的脾氣，你愿意說話你就(隨便)說多少，我有意見我就提，沒有意見就這么算了。我想，這個老干部，你要老讓他說話(也不行)。我知道他是個知識分子，所以我想，你要老是讓他說，他也說不了什么。算了，慢慢相處吧。就這樣，慢慢互相之間就了解了，了解了就……。”

　　【同甘共苦 轉戰南北】

　　幾天以后，卓林便隨丈夫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奔赴了太行。

　　卓琳：“結婚以后，他要回前方去了，他就帶著我一塊兒去。我那時候還不熟悉。后來，慢慢到了前方以后，他在師部，我在后方，就是總司令部。他來開會，就見個面；他不開會，我們就見不著面。后來我就說，我們這樣也不行呀，你是不是給我寫個信啊。他說，我寫什么啊。我說，你就寫寫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他說，好，我以后叫秘書給我寫一個，我印幾十份，一個月給你發一份。我一聽，我說，算了算了，你別這樣搞了，我也不要你寫信了。”

　　妻子漸漸地適應了丈夫的性格，漸漸地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著丈夫。從太行山到大別山，從抗日戰場到解放戰爭，鄧小平率領部隊每解放一個地方，卓琳隨后就帶著孩子們也要趕到那里。

　　卓琳：“以前都是他們在前方打仗，我們家屬都在后頭，都在后頭住的地方。他們打完仗休整的時候，再把我們接去。后來，進軍西南(的時候)，他下命令，進軍西南，不準任何人帶家屬，連我們(也一樣)。后來，我不干了。我說，你不帶家屬我不干，你們老是把我們“丟”了，不管。這次我一定要跟著你去，我是共產黨員，你砍我的頭我都得跟著你去。他沒辦法了，他只好帶著家屬。這次進軍西南，我說我一定要去，你不讓我去……。但是去的方式(是)，他在前面，有偵察兵看好路了，他在前邊，我們帶著孩子坐在后頭。這些(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車走著，就那么把著。女孩子要尿尿怎么辦呢，教堂里有(一種)水罐，就拿那個水罐給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車外頭。”

　　【風云多變 恩愛不渝】

　　1952年，鄧小平從西南局調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帶著全家一同來到了北京。擔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對自己的妻子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風頭。

　　卓琳：“我說算了，我也不出去找工作了。后來我也給他當秘書。我給他當秘書，他看完的文件要發的，就交給王秘書。他要收起來的(文件)，當時中央以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存檔(要有專人負責)。他的文件看完的，就要送到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去存檔，我就(負責)把那些文件登記。登記完了以后，我就坐三輪車送到中央辦公廳。我都登記了，交給中央辦公廳存檔。所以那時侯都是以他的文件最(多)，因為(他)的文件最全。”

　　鄧先群(鄧小平妹妹)：“而且我大嫂這個人，她從來不給我大哥添亂，她不去參政，她就做好她的本職工作，她該做的那份工作。我大嫂那人就是這樣，也很守規矩，而且她特別體貼我大哥。比如我大哥喜歡喝茶。但是，家里的開支都是由我大嫂來開支。茶葉還是比較貴的，他愛喝龍井，龍井是比較貴的。煙，都是自己買，哪有別人送的啊，所以都要精打細算。但是，我大嫂舍得給。茶呢，我大嫂是每天上午，都給我大哥泡濃濃的一杯茶。我大哥喝完了以后，剩下的茶根我大嫂接著喝，下午再給他泡一杯。她非常地愛他，非常地體貼他。就在家里那么一種情況下，我覺得，我大嫂特別關心體貼我大哥。”

　　鄧楠(鄧小平次女)：“六十年代的困難時期的時候，那時候比較困難，供應的油和肉比較少。當時，對他們這些高級領導干部，還有一些特殊的照顧，所以給他們多一些油，還有肉。當時因為我們家人口很多，除了我們幾個子女以外，還有一些親戚之類的。吃飯(的時候)總有十幾口人吃飯，所以他那點油和肉，肯定大家一起吃就不行，所以，最后我媽媽就說讓他單獨吃。為了保證他的身體好，能保證工作(順利)，所以就讓他單獨吃飯。他就不干，就說不行。后來我媽媽沒辦法了。我媽媽就說，這樣吧，派一個人陪你吃飯，所以我經常就是那個派去陪他吃飯的人。結果，只吃了很短的時間，最后，他又不干了。他說我要跟大家一起吃，那么后來沒辦法，他又跟全家一塊兒吃。后來，我媽媽就又想辦法說，給他單獨炒一個菜，別的菜都一樣。給他單獨炒一個菜，結果就這一個菜，他到了飯桌上以后，就到處分。給你點，給你點，結果最后，實際上，他就一口都不吃，全分給別人。最后，沒辦法，所以就大家都吃一樣的。”

　　卓琳和鄧小平，相伴走過了58個風云多變的春夏秋冬。夫妻恩愛，攜手白頭，心心相映，患難與共。

　　鄧楠(鄧小平次女)：“因為我父親這個人，在政治上，他講是不爭論。就是政治大問題不爭論，在家庭也是這樣的。他跟我母親沒有任何矛盾，為什么沒有矛盾呢？因為我父親平時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媽媽管，媽媽怎么管，父親是從來沒有意見的，因為他很信任母親。他們倆的觀點也很一致。所以，母親怎么樣管理這個家庭、管理孩子們，包括財務方面的問題，我父親是從來不過問的，他是完全信任我母親的。所以在這方面，我覺得他們兩個配合得非常好。你說的這個問題我覺得也是，想一想這么幾十年，從來沒見父母親紅過臉，或者爭論什么問題，都沒有過。”

　　1966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把鄧小平一家推向了災難的深淵。艱難歲月，更顯出夫妻間的情深意切。

　　鄧先群：“那個時候，有好多人劃清界限，別人家吧！反正有好幾家人都劃清界限。我媽就跟我大嫂講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們夫妻這么多年，你應該是了解他的，你可別犯糊涂哦！就跟我大嫂(這么說)。因為我大嫂身體一直不是太好，我大嫂就告訴她。她說，我是了解他的，她說，奶奶你放心吧！不會的。”

　　1969年10月，鄧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勞動，卓琳隨他而去。在江西三年的日子里，他在荊棘中踏出的那條"鄧小平小道"后來被傳為了佳話，而夫妻間互相幫扶的故事卻是很少有人曉得的。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把他發配到江西去了，住在一個將軍樓。怎么辦呢？一個月只給我們二十塊錢，二十塊錢的生活費。首長說，我們要節約一點，節約一點錢，給孩子們當路費。因為孩子們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給孩子們當路費。有時候來看看我們，那么他就主張，他說，咱們來種地吧。我們住的那個將軍樓，前頭有一塊空地，原來也有人種過，后來我們就開了一塊地，我揀石頭。我那個時候有高血壓，我不能多動，我連上樓，上我們住的那個樓，我都說，喂，老爺子，拉著我。我上不動了，他就拉著我。我一手扶著欄桿，一手他拉著我上(樓)。那么我們種菜怎么辦呢？種菜就是總得種點吃的呀！自己種點吃的，他挖地，因為前頭有塊空地。他挖地，我就拿個小板凳坐那里揀石頭。揀完石頭以后，弄成一畝地的樣子，我們就跟老百姓要種子，種那些茄子啊、辣椒啊，這些容易(種)的東西。澆水呢，他去澆水。”

　　和他們一起去江西的還有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比起在北京被監禁的生活，江西的日子氣氛輕松了許多，鄧小平也很快熟悉了這里的生活。

　　鄧先群：“他們住在樓上，吃飯生活在下頭。有時候我大哥還照顧我大嫂呢！家里重活都是我大哥干。我大嫂這人，心胸應該說還是比較寬廣的。在(江西)他們幾個老人，也過得挺愉快的，互相也很照顧的。我母親他們倆，非常好(互相)很關心。重體力活就是我大哥干，比如和面啊，那些都是他來干，(還有)搟面這些事情。做飯的技術活是我母親的。像種菜，他們三個人都種。在院子里頭挖地、拔草、種菜，他們都干，所以他們過得挺愉快的，互相很體貼的。”

　　在江西勞動時，鄧小平被分配干鉗工活兒，這對他來講并不陌生，少年時代，在法國勤工儉學時他就干過，但此時的鄧小平畢竟已經是將近70歲的老人了。

　　卓琳：“我們是在工廠工作，他在工廠是搞什么的，他是搞矬子。我能干什么呢？我就拿汽油洗那個油膩。我看他一天勞動(很累)，我就跟他說，給他搬個椅子，我說你坐一坐，他不坐。我說，你怎么不坐一坐，偷點懶嘛！他說，不行啊！我要坐下去我就站不起來了。”

　　鄧小平在江西，一家人天隔數方，但彼此間的關愛卻通過各種方式傳遞著。到江西不久，因為妹妹鄧先群生孩子，夏伯根老人便趕去照料女兒。家務就全落在了夫婦倆身上。

　　卓琳：“老祖在的時候，他燒火，老祖炒菜、老祖蒸飯，老祖要走了，老祖的姑娘要生孩子，(需)要照顧。我說，老祖你走吧！你沒錢雇人照顧你的女兒，你去照顧你的女兒。她說，你們怎么辦？我說，我們自己來。后來，老祖走了以后，他就來當主角了。買來的肉，他切，不讓我切。我燒火，他炒菜。”

　　家庭的溫暖，是幫助鄧小平從容應對政治逆境的一個重要因數。1973年，鄧小平結束了在江西的勞動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大刀闊斧的領導開展全面整頓，贏得了人民的信任。沒想到，僅僅過了三年，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再次把鄧小平推到了困境。10年磨難，兩度沉浮，世態炎涼，風云多變，風雨飄搖中，不變的是與他相伴永遠的妻子兒女。

　　鄧楠：“天安門事件以后，我父親又被軟禁，我母親后來也去陪他去了，所以那個階段就是他們兩個人在一起。他們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那時候，就只有他們二老互相照顧。后來沒多久，我母親眼睛壞了，(母親)住院以后，就剩我父親一個人了。但是那時候，他們兩個人沒有辦法聯系，只能通過寫條子，條子上頭什么也不能寫，因為肯定人家都要看。就是通過這樣的交流來保持聯系，他們互相之間的牽掛和思念，就只能靠這個(來傳達)了。”

　　鄧小平已經走了五年，夫妻倆58年風雨中結成的深厚情義，全化作花雨飄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