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中原

　

　以才華出眾而又溫和謙遜備受矚目

　　1925年10月28日到11月23日，張聞天從上海抵達莫斯科，1931年初回國，在莫斯科學習、工作、戰斗了6個年頭。

　　這一批(也是第一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的中國青年共一百多人。他們大多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也有若干國民黨政要的子弟。帶路的楊明齋，長期僑居俄國，曾于1920年陪同俄共干部維經斯基來華，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活動。

　　在這批人中間，有些后來成了共產黨內以至整個中國政治舞臺上的風云人物，如云澤(烏蘭夫)、王稼祥、吳亮平、伍修權(與張同住一室)、孫冶方以及陳紹禹(王明)等。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也屬這一批。

　　辦理入學手續后，每個學生都得到一個俄文名字。張聞天名叫“伊凡·尼古拉耶維奇”，姓“伊思美洛夫”。他的筆名“思美”、“洛甫”(后來成為在黨內長期通用的別名)，就是取了這姓氏中間的音節。

　　12月中旬，中山大學第一期學生就開始上課了，張聞天編在第一班，通稱英文班。同班同學大多在國內受過高等教育，能夠聽蘇俄教員用英語講課。張聞天是他們中惟一留學過美國的人。竺廷璋的英語水平也好。他們兩人以譯員身份在學生名單之外單列。

　　中山大學開設的主要課程有六門：一、語言：俄語；第二外語：英語、德語、法語；二、歷史：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運動史、俄國革命運動史、東方革命史、西方革命史；三、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經濟地理、《資本論》；四、哲學；五、列寧主義；六、軍事學。此外還有實踐教育。

　　對學校開設的各門課程，張聞天都學得很好。他還擔任學校的英文翻譯，同時又集中力量學俄語。4個月后，張聞天就開始充任學校的俄文翻譯了。他還是“中大”墻報的編委會成員、經常撰稿人。1926年2月，張聞天被批準為中大聯共(布)支部局下設的兩個委員會(組織委員會和宣傳鼓動委員會)的組成成員，3月又被批準為教育會議成員。

　　張聞天在國內本來就已經是頗有名氣的新文學家了，又先后留學日本和美國，讀過不少馬列著作和社會科學書籍。以他原有的學識和名望，再加上勤奮、坦誠，很快就成為“中大”的突出人物，為師生所矚目。但他生性內向，并不是個活動家。富有煽動性的演說，交際來往，不是他之所長。他之深孚眾望，是因為才華出眾而又溫和謙遜。

　

　同“旅莫支部”的斗爭

　　莫斯科中山大學并不是一所風平浪靜的高等學府，這里各種矛盾交織，充滿著尖銳、復雜的斗爭。“中大”創辦時是一所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學校，學生成分復雜。1925年至1927年，中國從大革命勝利發展到遭致失敗；在蘇聯，“中大”從1925年秋創辦到1930年夏結束這5年間，聯共黨內反對托洛茨基派的斗爭，從黨內矛盾發展到公開斗爭，直至進行“清黨”。中國革命問題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爭論的焦點之一。“中大”首任校長拉狄克，又是托派的一個頭頭。這樣，“中大”的學生，包括張聞天在內，卷入這場斗爭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當然，斗爭的引發與進行的方式，又有著“中大”這所學校和中國這批學生自己的特點。

　　1925年底或1926年初，原來留法、留歐的一批學生到達莫斯科以后，按中共旅歐支部和東方大學旅莫支部的格式，成立了中共中山大學旅莫支部。領導人是從法國來的任卓宣(即葉青)。任卓宣認為，來中山大學的主要任務不是系統學習理論，而是改造思想，經過短期訓練回國參加實際工作。

　　按照這一指導思想，旅莫支部的工作注重于開展“戰斗生活”即嚴格的組織生活，并反對“學院派”研究，即不要系統學習馬列主義理論與俄語。為此，還制訂了一份包括許多條款的《訓練工作指導綱要》，要求大家遵循。

　　張聞天在旅莫支部內擔任黨小組長，起初，是執行支部決定的。但實施旅莫支部訓練辦法的結果，造成了黨內生活的緊張和不正常。只三四個月，旅莫支部的這一套就引起了廣大黨團員與學校領導的不滿。

　　大約在1926年5月間，召開黨員大會對旅莫支部工作進行辯論。張聞天在實際工作中認識到旅莫支部的這一套影響學習和同志關系，因而成了“反旅莫支部的積極分子”。由于任卓宣不接受批評，還為自己的錯誤辯解，辯論會連續開了4天。在最后一次會議上，校長拉狄克作長篇講話，嚴厲批評旅莫支部的做法，宣布解散中共旅莫支部。

　　可是，旅莫支部的問題，在1927年夏于塔拉索夫卡學期總結大會上教務派和支部派之爭中又被提起。有人把支部派同旅莫支部聯系起來，說什么“支部局落入旅莫支部分子的影響之下”。張聞天原是反對旅莫支部的，但這次卻甚至被說成是“旅莫支部的領袖之一”。

　　張聞天乃于1928年1月用俄文寫成《旅莫支部及其他》，對此污蔑進行答辯和澄清。張聞天就旅莫支部造成的黨內生活的緊張和不正常寫道：

　　我記得，我們剛到這里時是如何整天坐在小組里進行自我批評，評價誰有百分之幾的或大或小的個性，研究每個同志的行為，互相在本子上記錄所言所行，作為在會上討論的材料，我們剩不下時間來研究理論。如果有誰拿起書來讀幾分鐘，下次會上就會批評他，證明他有百分之幾的學院傾向。我們做得很多，而又保持在恐怖之中，可是所有這些都不知道為什么，我們都被某種迷霧所迷惑了……這就是旅莫支部的實質。

　　文章還呼吁，同“口頭上反對旅莫支部習氣，實際上保留旅莫支部習氣殘余”的反黨傾向進行斗爭。文章指出旅莫支部習氣殘余的表現：對同志的評價不是根據其工作，而是根據道德狀況，把研究列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當成學院主義，憑借親戚、朋友、同鄉關系聯系，相互請喝啤酒或上中國飯館，并把這些看成是“走進群眾”等等。

　

　支持“支部派”

　　1927年六、七月間，中山大學內部又爆發了教務處與支部局之間的斗爭。這時，張聞天是支部局的候補委員、宣傳鼓動委員會的委員。此時，拉狄克因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而被解除校長職務，由教務長阿戈爾接任代理校長。阿戈爾和支部局書記西德尼可夫對學校工作的一些問題存在嚴重分歧，又各有一批支持者，逐漸形成了派別，稱為“教務派”和“支部派”(或稱“黨務派”)。

　　六、七月間，中山大學在莫斯科郊外塔拉索夫卡舉行學期總結會議，兩派就學校的教務工作和黨政工作展開激烈爭論，互相攻擊，各不相讓。會議開了5天5夜，沒有作出結論。張聞天和沈澤民、王稼祥參加了這場辯論。他們是支持支部局的。會上，教務派方面曾有人提議開除李卓然、傅鐘(他們二人是支部局委員)、張聞天、沈澤民的黨籍，付表決都沒有通過。斗爭之尖銳激烈于此可見。

　　恰在兩派爭得難解難分之時，“中大”副校長米夫和王明于8月初返回莫斯科。米夫是在王明(作為翻譯)陪同下于1927年率宣傳工作者小組往訪中國，并在武漢出席了中共“五大”(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以后，啟程返回蘇聯的。米夫和王明返校后，采取控制第三勢力、聯合“支部派”打擊“教務派”的辦法，奪取了中山大學的領導權。暑假后，支部局書記西德尼可夫、教務長阿戈爾都被調離學校，從東方大學調來貝爾曼、庫丘莫夫(中國人，首席翻譯)接替，米夫則在1927年底接任中山大學校長。對雙方活動分子，米夫采取分散和拉攏的兩手。李卓然、傅鐘、蔣經國等派往列寧格勒軍事政治學院學習，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等派到列寧學院學習，張聞天與沈澤民、王稼祥等留校。

　　1927年秋季開學，畢業留校的人組成“教員班”(稱“三年級第一班”)，共20人，張聞天任班長。教員班的主要任務是培養教員，在蘇聯或到中國任教。張聞天參加了列寧主義研討組，同組的有潘問友、曾洪易、陳原道、王明。指導教師為弗拉索瓦。

　　張聞天先后講授“列寧主義”和“聯共黨史”兩門課程。他還是《國際一周》編委會主席，并且兼任1927年10月入學的一年級二班(又稱“工人班”)的副指導員，每星期六下午到班上講時事和答疑。這個班的學員大多是參加過上海三次武裝起義的工人。張聞天的弟弟張健爾從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來莫斯科后，起初也在這個班學習。健爾畢業后進了蘇聯軍事學院，以后當過新聞記者，在30年代蘇聯大“肅反”中被迫害致死。

　

　反對托派受到打擊

　　張聞天留校工作以后，中山大學內的派別斗爭因受聯共黨內反托派斗爭的影響而日益尖銳起來。

　　從1925年秋中山大學創辦起，黨支部局就依靠中國學生黨員中的積極分子，宣傳以斯大林為代表的聯共中央的觀點，反對托派的觀點，因此，托派觀點在中國學生中沒有多少市場。

　　1927年發生“四一二”反共政變和“七一五”寧漢合流，中國革命由于蔣介石、汪精衛叛變而失敗，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中央以及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大革命過程中的右傾錯誤就顯著地暴露出來了：放棄統一戰線領導權、忽視革命武裝重要性以及對國民黨新老右派妥協退讓等。托洛茨基反對派緊緊抓住這些錯誤發起進攻。

　　在1927年5月開始的這場圍繞著中國大革命失敗原因的爭論中，“中大”的一部分中國學生接受了托派觀點，其中有少數學生加入了托派的秘密組織。在十月革命10周年紅場上舉行的慶祝游行中，“中大”的托派分子梁干喬、陸淵等與俄國的托派分子一道，在游行隊伍經過主席臺時，在斯大林等人的面前，突然打出“打倒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等橫幅標語，并高呼這些口號，一時造成混亂，“中大”兩派學生發生了斗毆。

　　“紅場事件”加劇了聯共黨內的斗爭。12月18日，聯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通過《關于反對派》決議，批準開除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出黨。“中大”內反對托派分子的斗爭在“紅場事件”后也緊急開展起來，對“紅場事件”進行了嚴格的清查。查出參與其事的托派分子十多人，立即開除學籍、黨籍，將他們遣送回國。

　　張聞天積極參加了這場尖銳的反對托派的斗爭。他和沈澤民堅決地批駁托洛茨基反對派的種種錯誤觀點，在思想上分清是非，對“中大”反托派斗爭起了很大的作用。為此，張聞天、沈澤民遭到一些同情托派觀點的人和屬于“教務派”的人的忌恨。在一次全校黨員大會上，這些人突然提出要支部局處罰張聞天與沈澤民。他們把張、沈痛罵一頓，造謠說張、沈是“旅莫支部殘余”，又參加1927年夏天的派別斗爭，還誣蔑張、沈怕死，不愿回中國去。會前，他們就在新生中做了廣泛的宣傳動員。在這批人的集中進攻面前，支部局書記貝爾曼作了無原則的讓步，給了張聞天一個“勸告”處分。

　　過不多久，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開。張聞天“事先毫無所知”。會議期間在米夫的安排下，“中大”的王明、潘問友、沈澤民、李培之、孟慶樹、朱自純、秦曼云、杜作祥、瞿景白等作為“指定參加及旁聽代表”參加了大會秘書處的工作，張聞天等則在城內參加“六大”的文件翻譯工作，直到秋天。

　

　屬于“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那一派

　　1928年9月，張聞天同王稼祥、沈澤民、郭紹棠4人，由共產國際東方部與聯共中央選送，進入蘇聯的最高學府紅色教授學院深造。被旅莫中國學生戲稱為“四大教授”。

　　按紅色教授學院的規定，每個學員都要擔任一項黨的工作。張聞天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任研究員，其經常任務是，到東方部閱讀從中國秘密送來的中共文件，閱讀中國報紙，將重要的譯成俄文或用俄文寫成綜合報告，供共產國際領導人參閱。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和東方部討論中國問題的會議，他也經常參加。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次全會期間(1929年7月3日-19日)，他和沈澤民被調去擔任中共代表團的翻譯。　　

　　此后一直到回國之前，原來很感興趣但“苦無時間”加以特別研究的“中國革命問題”，成了張聞天學習、研究的重點，并寫出受到導師高度評價的研究論文和報告。但張聞天并沒有完全脫離“中大”這塊是非之地，還是卷入了這里的斗爭。

　　從1929年春天起，擁護支部局的一派和反對支部局的一派，爭論與斗爭愈來愈尖銳，爭論的焦點一是有關政治的，主要是“富農問題”，中國革命的對象、動力問題；二是學校工作問題，主要是“中大”的教育方針要不要“中國化”，進而檢討“中大”支部局的工作方針是否正確。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共產國際東方部(以米夫為代表)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1928年7月成立，以瞿秋白為代表)，也有著嚴重的分歧。

　　張聞天按照東方部的方針，在中國問題研究所參加過富農問題及三個營壘問題一類的爭論，不贊成瞿秋白的觀點。中共代表團對張聞天很不滿，說他“加入過最反動的‘新中國黨’”，甚至說他“是國民黨的殘余”。

　　兩派的尖銳斗爭，在1929年6月17日開始舉行的總結工作的全校黨員大會上總爆發。辯論焦點是支部局的路線是否正確。辯論持續了十天十晚，通稱“十天大會”。兩派尖銳對立，秩序混亂。最后表決，擁護支部局的中國同志約有九十余人、俄國同志三十余人，反對的二十余人，還有二三百人表示懷疑。會后，擁護支部局的一派，以“布爾什維克”(俄語譯音，意為多數派)自命。反對支部局的一派，認為他們并非真正的多數，連骨干分子算起來才只有29人，其中一人還有點動搖，就給他們起了個綽號，譏之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其時，張聞天和沈澤民、王稼祥因在紅色教授學院學習，沒有參加“十天大會”；王明、曾洪易已回國內。而實際上擁護支部局的也不止29人，吳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均在擁護者中。所以，這“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名詞與“十天大會”的事實相去甚遠。

　　然而，莫斯科中國留學生中確實有一批人思想觀點比較一致，包括“十天大會”雖不在場而被指為“二十八個半”的大多數人，他們是堅決擁護共產國際、堅決貫徹“國際路線”而與中共代表團不一致的。這批人后來逐漸形成為教條“宗派”。

　　按張聞天當時的情況，可以說是這個教條宗派中的主要成員之一，而且其地位的重要性后來還有提高。不過，他同這個教條宗派為首的王明，個人之間并沒有私交，在品格和作風上也大相徑庭。

　　“十天大會”沒有解決矛盾反而加劇了矛盾，所以，1929年暑假以后，聯共(布)中央改組了學校領導班子，1929年10月起，在“中大”進行清黨。到1930年暑假前，清黨才結束。七百多學生只二百多人順利通過為黨員，開除黨籍者達七八十人，團員大多被開除團籍，其余分別受警告、勸告等處分。學校就此停辦。中共代表團亦由共產國際監委宣告取消。

　　張聞天當時不是“中大”支部的黨員，沒有在“中大”清黨委員會中擔任職務，也沒有正式參加“中大”的清黨，但有時也應邀出席清黨會議，在會上發過言，當過一二次大會的口頭翻譯。

　　張聞天日后曾這樣評述這次清黨：這是米夫、王明宗派反對中共中央領導的第一次決戰的“勝利”，這“勝利”為米夫、王明宗派奪取中共中央領導權提供了基礎。

　

　反對“立三路線”

　　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是在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及其“左”的錯誤路線、策略指導下產生的。1928年7月，共產國際“六大”依據斯大林對世界革命形勢的分析，正式提出“第三時期”理論。這種理論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世界革命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三時期從1928年開始，是戰后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最后一個時期，必將出現世界性的革命時機。

　　1928年2月、6月、8月，共產國際執委先后給中共中央發出三封指示信，對“立三路線”的形成都有影響，1929年10月26日的第四封信，則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封信是在1929年7月發生“中東路事件”的背景下寫的，信中認為，“中國已進到了深刻的全國性危機底時期”，提出“變軍閥戰爭為階級的國內戰爭”的“緊急口號”，作為中共在當時的中心任務。

　　李立三控制的中共中央作出決議，表示完全同意國際的指示，并向全黨發出第70號通告，規定“目前總的政治路線”就是動員全黨“變軍閥戰爭為國內的階級戰爭”，并將“武裝保衛蘇聯”列為黨的中心任務之一。李立三又在《紅旗》上發表數篇文章，系統論述以城市暴動為中心，取得“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左”的路線，他還提出了全國武裝暴動的計劃。

　　當時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羅伯特，對李立三的一些估計、主張有不同看法，雙方發生爭論。羅伯特認為中共黨內既要反對右傾，也要反對“左”傾，而李立三則強調主要危險是右傾。

　　因工作關系，張聞天了解到了爭論的情況、雙方的觀點，于1935年5月19日寫下理論文章《論兩條路線的斗爭》。文章認為，中共自六大以后，盲動主義的“殘余在黨內還是存在著的”，其主要表現是：

　　最近南方各省游擊隊的勝利，使一部分同志過于估計了自己的力量，以為中國現在已到了直接革命的形勢，可以到處舉行武裝暴動，以為只要依靠紅軍力量就可以取得中國革命一省或數省的勝利。在蘇維埃區域內，因為反對富農，所以也不顧到中農的利益；在黃色工會中，不用赤色工會的政綱奪取他們的群眾，卻想把赤色工會支部同黃色工會做組織上的對立等等“左”的主張。

　　張聞天提出：“在反對黨內主要的危險右傾時，黨是一刻也不能放松反對‘左’傾的。”“對于這種‘左’傾，我們的黨必須給以嚴重的打擊。”這些論述，是對正在形成中的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理論的尖銳批評，雖然并不徹底。

　　張聞天寫成這篇論文后，立即向國內黨中央的刊物寄發。但論文還沒有走出蘇聯的國境，李立三就在“會師武漢，飲馬長江”一類浪漫想象中，發動了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全國武裝暴動。

　　“立三路線”是短命的。僅3個月，慘痛的失敗就宣告了“左”傾冒險主義的破產。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立三路線”在黨內的統治地位。隨后，李立三被共產國際召回莫斯科學習、檢討。

　　李立三在1930年12月下旬到達莫斯科，張聞天同張國燾、郭紹棠等一起到車站迎接。一路交談，感到李立三對錯誤認識不足。張聞天等生怕在開會時形成頂牛，出乎意料的是，在東方部召開的會議上，大家進行一番激烈的批評之后，李立三立即痛痛快快地承認錯誤，檢討相當深刻。東方部向國際執委會寫了書面報告。緊接著，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專門舉行了關于“立三路線”問題的討論會。在這前后，張聞天還領導列寧學院的中國同志開展反對“立三路線”錯誤的斗爭。

　　“立三路線”很快得到了糾正，但導致“立三路線”錯誤的指導思想“第三時期”理論和“進攻”路線卻沒有被觸動，而且還在繼續發展和擴充。這就決定了共產國際所選拔和任用的中共新的領導集團，必然在“左”傾的歧路上跑得更遠。

　　張聞天也是被共產國際所選中的一個。經過在莫斯科5年多的學習與工作，1930年底，他受命回國。在當時，這是一種光榮，也是一種重托。張聞天感到自己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作出貢獻的機會到了，但事實上，參與領導中國革命的這副擔子，對于缺乏實際經驗的張聞天來說，是過于沉重了。(摘自《張聞天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