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查處了17名省部級干部，今年伊始，又將胡長清送上了斷頭臺，將成克杰送上了審判臺……對腐敗的高層干部動了這樣的大“手術”，在我國反腐敗史上是少有的。它清楚地向世人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對腐敗分子，不管是誰，不管他的級別多高，都決不手軟，一查到底。廣大人民有理由為黨中央這樣的反腐舉措高興。但是，筆者認為，對高層官員的反腐敗問題僅僅只是個開始，離徹底清查還差得很遠。

　　為什么？

　　如今對高層官員腐敗問題的查處實際上只是在做“補課工作”。其實，早在改革開放初期高層官員的腐敗問題就已經存在，就已經是很觸目驚心的了，因而鄧小平同志不止一次指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譬如，在談到腐敗現象屢禁不止時，他曾指出，“這個問題過去一直搞不通，可能是因為我們黨的高級干部或他們的家庭陷進去的比較多，這個問題過去講過多少次，講了好幾年，為什么成效不大，原因可能在黨內，在高層……”“我們有些高級干部不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響到自己的親屬和子女，把他們都帶壞了”……過去，廣大人民總是不滿意社會對腐敗分子“下不了手”、“處理不下去”、“手太軟”。他們不滿意什么？恐怕主要還是不滿意對處理高層官員腐敗問題“下不了手”、“處理不下去”、“手太軟”。所以，我們當今所做的，只是前幾年沒有做夠或是沒有來得及做的，只是在做“補課工作”。

　　高層官員的腐敗并非是我國的“特產”，而是一切國家通向現代化進程中的普遍特征。瑞典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岡納·謬爾達爾在對南亞諸國進行了長達15年的實地考察后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中所遇到的普遍問題是“軟政權化”和“分利集團化”。這種“軟政權”有幾大基本特征：缺乏立法與具體法律的遵守實施，對法律的解釋有很大的隨意性和松弛性，各級公務員普遍不遵守交給他們的規章與指令，并且常常和他們本應管束其行為的有權勢的人們與集團串通一氣；社會成員之間常利用各自掌握的資源，在違法和抵制法規的基礎上，為一己私利進行交換，亦即存在反法制的互利性；有著互誘性和積累效應，對包括下層階級在內的各社會階層有著很強的滲透性。像陳希同、胡長清、成克杰這類高層官員就是這個“軟政權化”的始作俑者，是“分利集團”的既得利益者。“上梁不正下梁歪”。目前中國的腐敗問題之所以如此嚴重，就在于“高層腐敗”對“下層階級”的“很強的滲透性”，當今的中國之所以處于腐敗的“高發期”、“多發期”，就是由“高層腐敗”與“下層階級”的“互誘性”和“積累效應”引起的。

　　如今被查處的腐敗的高層干部僅是其中的一部分(或是很小一部分)。這一結論并非筆者懷疑一切，實是為高層官員腐敗的幾個特點所致：(1)一般來說，高層干部官場經驗豐富，搞腐敗都比較隱蔽，而且位高權重，對部下握有“生殺大權”，一般人都不敢“碰”他們，所以當今被揭露出來的高層腐敗分子肯定只是“一小部分”；(2)一般認為，在腐敗現象中的“黑數”遠比刑事犯罪中的“黑數”嚴重得多。根據公安部過去做的大規模調查研究結果表明：“在抽樣地區每年約有70%至80%的案件被漏立。”刑事犯罪案件的“黑數”是這樣嚴重，腐敗案件尤其是高層官員腐敗案件中的“黑數”就更為突出了；(3)從高層官員腐敗發生的時間來看并非是最近幾年的事。成克杰違紀違法的事實發生在1994年至1997年，胡長清違紀違法時間是在1995年至1999年，李乘龍違紀違法時間是在1991年至1996年……這些時間說明了什么？說明高層官員腐敗發生是很有“歷史”的，過去沒能揭露是因為我們沒有認真查，現在下大力查處了，貪官的丑惡嘴臉就暴露出來了；(4)對目前曝光的高層官員腐敗案件的查處進行反思，有很多案件是“純屬偶然”：胡長清案發于昆明“世博會”期間，作為帶隊團長的他的“失蹤”(自己偷偷飛到廣州與情人鬼混)，引起了有關方面的重視才被揪出來的；陳希同是被無錫的“案中案”牽出來的。誰能保證以后再也不會有這類“純屬偶然”事件的發生？

　　總之，我們不能因為在高層官員中有陳希同、胡長清、成克杰這樣的敗類而別有用心地夸大“敵情”，但是也不能因為抓出了陳希同、胡長清、成克杰這樣的敗類而沾沾自喜、萬事大吉，而是要發揚“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精神，繼續貫徹小平同志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對腐敗，要以領導干部為重點，領導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要做全黨的表率”的重要指示，將所有腐敗了的高層官員都清除出黨。(檢察日報 邵道生)